鲍曼和几个将军仍然每日从附近的地堡赶来，只是耗费了希特勒大量时间和感情的军情会已毫无意义。希特勒整天忙于挑选要焚毁的文件。夜里他很少入睡，每晚只睡3～4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装饰简陋的书房里那张窄窄的沙发椅上。他那从前纤尘不染的制服上衣如今被食物弄得邋里邋遢，他的嘴上还挂着饼干屑。他一边狼吞虎咽吃着巧克力饼干，一边和3月布隆迪产下的4只狗仔玩耍。他最喜爱其中一只雄狗仔，他亲自训练它，还用自己过去的绰号“狼”来为它命名。他躺着时就把“狼”放在腿上，一边抚摸着它，一边不停地叫着它的名字。他常引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我因为了解人，所以喜爱狗。”
不过，有时希特勒也会突然兴起，一反平时的木讷呆滞。他情绪的起伏比以往更为剧烈。在情绪的起伏中，莫雷尔医生的药物疗法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尚不得而知。莫雷尔于4月22日离开地堡。“我不需要药物来帮我一把。”希特勒大嚷道。然而，莫雷尔还是把他那些江湖秘药留给了元首，而且走之前也许还给他做了最后一轮注射。
就在希特勒决定绝命地堡的第二天，4月23日，他大大发了一通脾气。此时已待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里的戈林，听说希特勒有关帝国元帅更胜任谈判工作的言论后，信以为真。戈林用无线电给元首发了一封信：“鉴于您决定留守柏林要塞，您能否同意我作为您的副手马上全权接管第三帝国的领导权，在国内外完全享有自由行动的权力，以配合您于1941年6月29日发的命令·”
当这信送到时，希特勒正和前来告别的施佩尔静静地缅怀往事。也许是因为这信表达出了戈林的效忠之意，希特勒接到信后很平静，尽管鲍曼起劲地称之叛国，可他没有理会。但接着鲍曼又弄来一封信，是戈林写给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的，内容是有关接班的问题。鲍曼利用这封信唆使希特勒相信，戈林的话中有谋反之意。如此一挑拨，元首果然勃然大怒，将他昔日那位门生斥为懒汉、瘾君子、“无耻之极的恶棍”。他赞同鲍曼的提议，剥夺戈林一切职务，以叛国罪逮捕他。但是接着希特勒的意志又消沉了下去。“让戈林去负责投降谈判吧，”他说，“如果战争失败了，谁去投降都无所谓。”
不管怎么样，希特勒还是坚决罢黜了戈林。而且他又为濒临灭亡的空军任命了一个总司令，其实这种举动已毫无意义。希特勒选中了德国一名头牌飞行员，52岁的一战老兵，冲锋在前的战斗机驾驶员冯·格莱姆将军。在1920年短命的卡普暴动期间，格莱姆为希特勒开过一次飞机。那次飞行还没飞到目的地，他们就迫降了，未来的元首从此害怕坐飞机。但待希特勒掌权之后，格莱姆还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空军第1中队中队长，以后他就任过各种要职。
希特勒对地堡外的一切喧哗不闻不问，所以他紧急召见格莱姆前来面谈，而不是用无线电或电话通知他升职。4月24日召见令送达慕尼黑附近格莱姆的基地，但盟军空袭使格莱姆无法即刻启程。他带着他的情妇，大名鼎鼎的特技飞行家和试飞员汉娜·莱契，赶到柏林以北90英里的雷希林大空军基地，在那儿他们耽搁了一天。最后，他们征用了一个飞行员和一架FW-190式歼击机。这架飞机实在是小得可怜，连身材娇小的莱契也只能从紧急出口爬进去，蜷缩在后舱里。他们由大约40架战斗机护航，往加图飞去。加图就在柏林西边，是该地区唯一还开放的机场。待他们着陆时，小飞机的机翼已被苏联防空火力打得千疮百孔，半数护航的战斗机已被击落。
4月26日，格莱姆亲自驾驶一架费泽勒·施托希侦察机完成最后一段路程。在小小的两座驾驶舱里，莱契坐在格莱姆身后。格莱姆几乎是贴着树尖飞过，以躲避盟军战机的袭击。两天前苏军的步兵和装甲车就已开进城里，此时正在下面巷战。突然间，敌人的防空火炮击穿了油箱，打坏了驾驶舱地板，格莱姆的右腿受伤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