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性史观的偏差

我们好谈传统的延续、文化的承传,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历史时空。我们却很少问,在一脉相承的历史大叙述之外,有没有分歧或突变的可能。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论述总是回拒甚至害怕非延续性,而急需把一切纳入一个简单的顺延因果系统中,为什么历史不能在偶发的因素底下产生无从预计的转向?

幸好,由王赓武教授所编的《香港史新编》歪打正着地的为我们展示了延续性史观的内在矛盾。由多位作者合写香港史,各人“认头”写自己专长的范畴,当中难免因缺乏协调而导致“史实”上严重的重复。但这个令《香港史新编》读来冗赘(但每一范畴又显得太单薄)的缺憾,却为读者提供了十分具“启发性”的参照。不同的作者在相同的史料/史实上读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当中涉及的不单是一个“意见不同”的问题,而更加是一个历史本体的自我否问。如果相同的历史“事实”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论述,“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的“真相”又是否存在?

最严重的矛盾出在延续性史观之上。编者王赓武似乎想暧昧地营造出一个延续与非延续的平衡点,于是他在序中谈到这部由“香港人”自己写出的香港史的时候,强调它是建基于一种“源自中国价值观的、独特的香港意识”。书中的一些专研前殖民或殖民初期历史的作者,也在演练着这种无往而不利的双刃修辞,但潜藏的倾向始终是“源自中国”的延续性思维。在首章《香港考古成果及其启示》中,区家发的立论基点便是完全建筑在“香港六千年来都是中华文化一部分”这个考古学构想之上。从考古资料的解读,作者得出了“香港早在石器时代已是一个颇为兴旺的渔村渔港”的结论,甚至禁不住作出富有修辞效果的赞叹:香港“自古以来都是一处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断有内地的人士前来开发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成为移民拓殖者的天堂。可以认为,香港的繁荣富庶是千百年来的外来拓殖者逐步建立的”。或如:香港数千年来种族和睦相处的“优良的历史传统,正是今天香港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香港可爱之处”。读到这种言辞,难免令人疑惑,这是一种怎样的治史方法。

问题主要还不在诵歌,而是那种对“香港”一词的粗疏挪用。没错,考古学可以“证实”在一八四一年后才称为“香港”(及后扩展至九龙及新界)的这个地域在过去曾经如何富庶和浸沐在文化之中,但这种传统和后来开展的一段以“香港”为意符的历史有什么,甚至是有没有直接承传关系,则是大有可疑的。当中的问题不仅关乎作者的史识或意识形态,而更加关乎史学的本体论:历史发展必然是延续性的吗?还是史学本身一直囿限于一种延续性的认知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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