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有些人说要在七月一日“见证”历史，有些人又慨叹香港人对自己的历史认识得太少，历史和考古学者则努力把香港历史上溯到五千甚至是六千年前。但从来没有人问：什么是“香港历史”？以至更根本的：什么是“历史”？
在我们这个历史观念贫乏但又时刻把“历史”挂在嘴边的时代，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参考。从最粗浅的层次讲，我们得抛弃“历史就是过去的真相”这种通俗观念，明白到“历史”并不等于“过去”，而不过是“关于过去的论述”，而因其为“论述”，自必具有立场。所以历史论述永远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在关于香港的过去的历史论述中，立场性更加是显而易见。譬如说，关于“开港功臣”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在中国人撰写的历史中是一个狡诈和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走狗，但在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的《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里面却是一个有节制和远见，并力图阻止战争和减少流血的理性型人物。
我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在这里说明谁对谁错，我想指出的反而是，历史必然地为某种权力立场服务。但最终客观真相的不可得并未把我们带到绝望和虚无的境地，历史的建构性以及各种“真相”的互相竞争和冲撞反而可以开拓出一种新的历史观。詹京斯把这种历史观称为后现代历史观，即多种历史（histories）的并行竞逐。“历史”不再是唯我独尊的单一版本，而是多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力场。
香港其实并不缺乏历史，相反，香港潜藏着太多种多样的历史。而这多种历史不单指英国人和中国人立场的历史，也不单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学史这些传统的区分，而是指由不同的权力或非权力重心发展出来的历史。例如那个由小渔村发展为工商业大都会的官方版本俗滥大历史，代表的是港英政府自一八四一年开埠以来以维多利亚港以及两岸市区为重心的历史。追溯新界“原居民”、五大族或其他主要人种的论述，则属于一条以中国汉民族为重心的线索。前者和后者并不重叠，但前者的渔村想象其实又是借力于后者。（严格来说，以城市为重心的“香港”从来也不曾是一个渔村，而是英国人“无中生有”地在港岛北岸“发明”出来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城。）后者又配合着近年考古学的论述，把以新界汉民族为重心的“香港历史”推延至新石器时代，使“香港历史”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华历史”的系统。香港内部的地域性已经造成了多种历史的对立，再加上纷杂多元但互有尊卑强弱的群族立场差异，“香港历史”其实还大有通过争议而达至自我反思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