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新编》一书中的多位合写者，普遍地认同符合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延续性史观。这种立场可以用霍启昌在第二章《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香港》中开首的文字总结：“不少人有个错觉，都认为在英国人管治之前的香港，只是一渺无人烟的荒岛，并无什么古迹文物，自然更谈不上有社会的存在。本章的主旨在于首先简略说明，香港地区各处不仅在石器时代以来即有文化的存在，而且一直是中国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可是，在英国人割占香港之前，“香港地区”已存有文化是一回事，而历史学者把这视为后来殖民地上衍生出来的香港文化的直接源头，却又是另一回事。我把后者称为延续性史观，并认为这种延续性其实是想象的、后设的。
在这种普遍的延续性气候底下，另一位作者冼玉仪的“香港岛中心论”便显得格外富于批判精神和洞察力。冼既承认“香港地区”在一八四一年前已有悠久文化的事实，但更准确地说，这其实只是限于后来称为新界的地区。至于“香港岛”，“可以说是新安县的‘边陲之地’，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较内地为落后”。冼又说：“新城市在港岛北岸建立，向东西两面伸展，远离原来的村落……市区的发展并不是以原有的农村为核心而扩建出来的。”这里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谈论的一八四一年以后的香港史，事实上很大程度是香港城市史，而这个以英国殖民政治和商贸经济为骨干的香港城市史，跟一八四一年前的新界乡村文明基本上是没有直接承传关系的。任何把新界乡村文化以及此前的经考古学“发现”的既有文化，说成是后来香港文化根基的做法，都只能是一种言辞上的鱼目混珠，而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据。而历史，纵使并不是真实本身而只是关于过去的论述，也得讲求建构上的理据。
冼玉仪对于“香港史”和现在我们所生活其中的“香港”实体有很简洁而准确的描述：“从人口、经济活动和城市发展来说，1841年后的香港可以说是从外面移植过来的社会，而不是从原有的渔农社会衍生出来的。”香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香港，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地方。香港的历史是断裂的，在一八四一年突然从中国历史分歧出来的，缺乏直接可溯性的。这并不是说香港史跟中国近代史没有关系，也不是说香港文化能完全脱离中华文化成为一个纯粹的原创独立个体，而是说，香港地区还有待于历史论述中跟中国建构更曲折复杂的关系，而不是让大延续史观中的单向递属关系抹去其主体面貌。我们必须批判地辨识往大叙述寻根的虚幻，转而在历史的断层上书写我们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