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大西洋城时，也到纽约北部一所旧私立高中去接受密码训练；接着被派到犹他州卡恩斯的沙努特，然后是乔治亚州的萨凡纳——他和厄尔曾在那里的老旅馆“狄索托”表演过；最后经过汉普顿路和启程港，父亲终于向“欧洲那场战争”出发，心下暗自希望能遇见弗洛伊德。他相信，留了三个种给妻子，自己一定能平安归来。
他被分发到意大利一个空军轰炸机基地，那里最大的危险就是被喝醉的人开枪打到、自己喝醉了开枪打人，或者掉进粪坑里——父亲认识的一位上校就碰过这种事，头上堆了几团屎之后才被救起来。此外仅有的危险就是染了淋病的意大利妓女。父亲不酒不色，所以安然度过二次大战。
他搭乘海军的运输舰经过特里尼达，来到巴西——“像是说葡萄牙文的意大利”，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回美国时，患了惊吓症的C-47驾驶员贴着迈阿密最宽的一条大道低空飞行，父亲在半空中还认出了厄尔某次表演后呕吐的停车场。
母亲对战争的贡献——除了替母校汤普森女中的同学会做点秘书工作——就是接受护理训练。她参加了得瑞医院第二梯次的助理护士课程，每周轮值一次八小时的夜班，另外随时得递补正缺——因为人手总是不足，这是常有的事。她最乐意到妇产科和产房服务——她太了解在医院里生下孩子、却没有丈夫陪伴的感觉。这就是母亲的战时生活。
战后不久，父亲有次带巴布教练去波士顿芬威公园看职业橄榄球赛，到北站搭车回得瑞时遇到一位哈佛同窗。对方以六百元卖给他们一部1940年的雪佛兰四门轿车——比全新时还贵了些，但是车况良好，而且当时汽油便宜得出奇，一加仑大概只要两毛钱。父亲和巴布教练分摊保险费，于是我们家总算有了一部车。这样父亲在哈佛攻读学位时，母亲就可以带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到新罕布什尔的海边玩。有一次爱荷华巴布载我们去白山，弗兰妮把弗兰克推进一个黄蜂窝，害他被蜇得好惨。
哈佛也不一样了，教室里人挤人，到处是新面孔。斯拉夫学系的学生宣称他们发明了美式伏特加，照俄国人的喝法，盛在高脚小玻璃杯里，冷冷的不掺东西——但父亲还是喝他的啤酒。他改念英国文学，为了要提早毕业。
这时看不到几个大乐团了；交际舞已经式微，很少人再当它是运动或娱乐。厄尔也老朽得不能再表演了。从空军退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父亲在乔登·马许百货公司的玩具部工作，而且又让母亲怀孕了：这回轮到莉莉。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的名字都各有意义，但莉莉却没有——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也许一生都未能释怀。
父亲于1946年从哈佛毕业。得瑞中学刚换了位新校长，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跟父亲面谈过后，便给了父亲一个职位——英文老师、外加两门运动的教练——起薪2100元。也许是巴布教练说动校长这么做的。父亲那年二十六岁，他接受了得瑞的教职，但并不把它当做终生职业。这只不过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和妻儿一起住在贝兹家的房子里，跟爱荷华巴布和老熊厄尔为邻。在他生命中这个阶段，梦想显然比学业更重要，说不定还胜过我们孩子；当然，更比二次大战重要得多。（“他哪个阶段还不都一样。”弗兰妮说。）
莉莉也在1946年出生：那时弗兰克六岁，弗兰妮五岁，我四岁。我们突然多了一个父亲——说真的，他就像头一次出现。过去他不是在战场，就是在读书，要不就带着厄尔到处跑。对我们来说，父亲根本是个陌生人。
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1946年秋天带没去过缅因的我们到亚布纳海滨旅馆。对父母而言，这当然是一趟浪漫的朝圣之旅——纯粹为了怀旧。莉莉太小，厄尔太老，都不适合远行，但父亲坚持要带厄尔一起去。
“看在老天的份上，亚布纳也算是它的地方。”父亲对母亲说，“亚布纳没有缅因州，感觉就不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