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是1941年初的晚冬时节，弗兰妮刚出生不久。当时父亲不在家，弗兰妮为此一辈子不原谅他。
“我怀疑他早知道我是女生。”弗兰妮老爱说。
父亲到1941年夏天才回到得瑞，母亲立刻怀了我。
他保证再也不必离开她了：在迈阿密和马戏团合作的演出十分卖座，赚的钱够他秋天上哈佛了。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度过这一夏，汉普顿的表演想去才去。他打算坐火车到波士顿上学，除非那儿找得到更便宜的房子。
厄尔一分一秒地衰老，每天都得在眼睛上擦一种像水母薄膜的淡蓝色药膏；但是厄尔总是揉出来，抹在家具上。母亲发现它身上的毛掉得十分厉害，显得佝偻而松垮。“它的肌肉太没劲了，”巴布教练说，“应该练练举重，或者慢跑。”
“试试把印第安从它身边骑走，”父亲对他说，“它就会跑了。”但巴布教练真的把车子骑走时，厄尔却动都不动。它根本不在乎。
“跟厄尔处得太熟，”父亲说，“有时它就会把你当傻瓜。”应付厄尔这么久，父亲早已明白弗洛伊德为何会对它那么不耐烦。父母很少提起弗洛伊德。有了“欧洲那场战争”，他的命运不难想象。
哈佛广场的酒馆有一种名叫“干啦”（That\'s All）的威尔森牌麦酿威士忌，非常便宜，但是父亲并不嗜酒。剑桥的牛津烤肉店从前卖一种生啤酒，装在像白兰地酒杯的玻璃瓶里，一瓶一加仑。如果你能在短时间内一口气喝完，就免费再送一瓶。但父亲总是等到一周的课程结束后，到那里喝完一瓶，就匆匆赶去北站搭火车回得瑞。
他尽可能多选课，以便早点毕业。这不是说他比别的哈佛学生聪明（老是比较老，聪明就未必了），只是因为很少跟朋友在一起。家里有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小宝宝，他根本没空交朋友，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的职业棒球转播。就在世界大赛过后没几个月，父亲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
我在1942年3月出生，命名为约翰——跟着约翰·哈佛取的（至于弗兰妮为什么叫弗兰妮，大概是因为这名字跟在弗兰克后头蛮搭的）。母亲不仅忙着哺育我们，还得看护老迈的拉丁教授，外加帮巴布教练照顾上了年纪的厄尔，她也一样没空交朋友。
到了1942年夏末，战争已经波及所有的人，不再只是“欧洲那场战争”了。三七印第安虽然不耗油，但已不再用来代步，成了厄尔的熊窝。爱国热潮在各地校园里扩散。学生有特配的糖票，但大半的人都给了家里。短短三个月内，父亲在哈佛认识的人不是被征召，就是志愿入营。拉丁教授过世之后——没多久，外婆也在睡梦中随老伴而去——遗下的一小笔产业便由母亲继承。父亲申请提早入伍，在1943年春天前去受训，那年他二十三岁。
他离开了带着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住在贝兹家的母亲，还有受托照料老厄尔的爱荷华巴布。
父亲写信回家说，训练内容就是破坏大西洋城的几家旅馆。他们每天刷洗木头地板，然后从木板道行军到沙丘上打靶。新兵使得附近的酒吧生意兴隆——不过父亲例外，他没去。人人戴着射击奖章去喝酒，虽然他们绝大多数都比父亲年轻，但那里没人管你几岁。酒吧里挤满华盛顿来的上班姑娘，大家都抽无滤嘴的香烟——除了父亲。
父亲说，那时大家老爱讲被派到海外前最后的“一夜风流”有多浪漫，但当然是吹牛的居多；不过父亲的倒是货真价实——和母亲，在新泽西一家旅馆里。幸好这一回母亲没怀孕，不必在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之外再添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