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童年时代，无论追溯到多么遥远，我们都会发现它已经在某些玄学抽象和某些精神实质中凝固成形。艺术的一切表现形式都将从这里源源流出。南亚的雅利安人是从具象走向抽象，中国人则从抽象走向具象。雅利安人把客观的观察和变异的抽象结合，生出硕果，这就是普世思想；在中国人那里，普遍的思想似乎早于对世界的客观研究。一旦精神规律足以维持社会联系，并出现在哲学思想中，那么，抽象的进程就会戛然而止。在西方，概括化逐渐进行，不断扩大，或者活跃在其他基础上，以概括为途径，象征为了逐步摆脱生活的束缚而从生活中走出来；在中国，象征支配着生活，并且从各方面把生活禁锢起来。
西方人梦寐以求的持续变化的现实，诱惑他们投身理想主义的征服，把人的雄心引向和谐、智慧和道德化，对这些，中国人似乎统统不加怀疑。他们找到了——至少他们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发生变化呢？当我们揭示中国人缺乏理想主义时，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他们古老的理想自古以来就实现了其允诺；他们拥有唯一的优势，即当一切都围绕着他们流逝、解体和重构时，他们已经登临精神的古堡，不再越雷池一步。
无论如何，我们将不会见到中国人怀着让形式进行表达的愿望去接触形式，如同全部古代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所表现的那样。形式所要表达的是人类的智力和感官适应人生活于其间自然的努力。中国人总是怀着一种意愿，要从自然中提取自己的精神适应力的象征，它看得见、摸得着。他们所关注的将只是如何实现精神表达。但是，除去事先已然觅得的成分而外，这一切并不要求世界再提供其他的成分，也不要求反映这种适应力的行动提出新的启示。对中国人来说，精神将在预先谋划的态度中结晶，就像它凝结在指引人们的格言中一般。中国人只需像翻阅一部相貌和形式的词典那样去翻阅自然。先贤们就是用综合法吸收自然的永恒相貌和新形式，才归纳出人生的教导，感官激奋只有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才能触动中国人。当中国人过于仔细地研究造型移植的种种因素时，他们对形式的理解摆脱了任何物的羁绊，其形式理论从此仅仅被运用于对抽象的界定。这种静止的艺术显示的是已然获取的事实，而不是观察新的直感。
总之，中国人不是为了向物质世界求得教益而去研究世界的物质性。当他们为了把具有共同信仰的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必要使自己的信仰具体化时，中国人才去研究艺术的物质性。的确，中国人为这种研究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天赋，就是耐心、坚忍和恒心。第一批中国艺术家的古老探索，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一个谜。仿佛在要求形式表达精神规律之前，中国人已经用了1000年或者2000年的时间，秘而不宣地研究过形式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