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全部智慧都存在于旨在激发造型材料的永不满足的需要中,存在于接受材料向他们提供的种种成分中,存在于对形象的命运漠不关心中。艺术向我们展示出印度的智慧,但是不必在艺术中寻找类似在埃及人那里才有的对哲理的表现,这种表现可能是强加的,然而又是真实的;也不必寻找类似在希腊人那里才有的对社会哲学的自由表现。印度人对直觉泛神论的表现既隐晦又混乱,既是匿名的又是深刻的,并因此而显得无比强大。人不再处于生活的中心,人也不再是世界的花朵。世界曾经缓慢地努力赋予人以形态,使人变得成熟。人与任何事物相混杂,和任何东西处于同一水平。人是无限的一分子,比其他的无限分子既不显得更重,也不显得更轻。
《祈祷中的贾汉吉尔》17世纪早期,墨水和水粉画,26.7厘米×14.6厘米,哈夫迈耶收藏
《柬埔寨菩萨像》12世纪,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毗湿奴和他的化身》11世纪,黑片岩,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
土化入树,树化入果,果化入人或兽,人和兽化入土。生命循环往复,牵动着和搅动着一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形态冒出片刻,旋即又被吞没,然后再出现,再漫溢,在波潮浪涌中抽动和渗透。人不知道世界昨天是否曾是工具——今天,人正利用它从造型材料中获取形象——但是明天,世界可能就是形象。在丰富多彩的表象下面,婆罗门教,换而言之,世界精神,乃是万物归一。人可能具有与万物相通的神秘直觉。由于转世轮回,由于从一种表象过渡到另一种表象,由于借助苦修和奋斗提高了生命的动态层次,人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变得相当纯洁,从而化身入婆罗门。但是,沉溺其中就像沉溺于形象的大海,就像消失于混合着动力的大海。人能否知道自己还有形象?人能否知道他自己就是精神的化身,抑或是一个会思考的生命?抑或仅仅是一个生命、一株植物、一个石雕的存在呢?萌生和腐死不停地轮回,一切都在悄悄地蠕动,扩散的物质像胸脯一样起伏。当人有力量激发出无意识的迷醉状态时,人就品尝这种迷醉,为此,必须沉溺于其中,直至刻骨铭心的深度。这难道不是明智之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