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小悦悦被撞，原因跟贫穷有关，也跟父母不遵守法律有关。国外14岁以下的孩子脱离监护人，不会出现谴责撞她的人或者不敢救的问题，首先要谴责监护人没有尽到职责，法律明确规定。因此，不是道德问题，还是周围的环境改变的问题。
我们应该始终相信人的双重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比较好的法律保障，可以使人性中好的部分充分表露出来，而使人性当中坏的部分被约束。由此，对国家的领导人和长远的决策者来说，一个核心的、更上升一步的问题是，他们必须成为对人性了解的先行者，所有政策的出台，必须顺应人性而不是逆人性。
我们这一代人对有些事情印象很深，我们家当时有缝纫机，那个时候不可能买衣服，都是自己家做的，我们家的机器罩是我妈绣的，上面写的四个字叫“斗私批修”。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任何人的思想都很糟糕，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个人必须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谁都不许考虑自己。这是逆人性而动的政策，走到尽头，国家几乎崩溃。
邓小平的改革是从凤阳小岗村土地承包开始的，是顺应人性的。什么叫承包？承包就是我玩命干活，自己又能分点。人性中有私的部分，所以顺应人性的政策一出台，五年解决了中国常年农业歉收的局面。我担心的是未来有些政策的出台如果依然是逆人性而动的话，还会有挫折、有障碍，踉踉跄跄。有人说，顺应人性是否就是满足私欲呢？不对，《道德经》里还说“无私为大私”，这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调动更多的人，为了自己新的需求也会放弃简单的私欲。
任何人做好事也都有自己的目的，比如很多人现在做志愿者，他在精神层面或许有更大的快乐，那种舒服感和成就感，也是属于他自己的，但是社会应该提倡。因此，希望我们的决策者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要再出台任何与人性相违背的政策，一定要顺应人性而动。比如那些空话和套话，关起门来没有任何人爱听，连说的人自己都不爱听，就是违背人性的。
刘云山同志转引过一段李瑞环同志讲给他的故事。一个稻田里起初有很多野猪，啃粮食。农民想了个办法修理它们，弄了个大喇叭，仿造了一些人喊的声音。野猪又来了，放大喇叭，野猪被吓跑了。两三次后，野猪发现声音没什么变化，于是就又回来啃粮食了。刘云山同志是这么结尾的，“大话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