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波兰人都特别希望能忘记的事件，是1941年发生在小镇耶德瓦布内的对犹太居民的屠杀。在那里的波兰人，明显是被命令必须与德国人合作的。扬·托马仕·格罗斯的书《邻居》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公共辩论，但作者对此事的了解，其实是源于阿格涅施卡·阿尔诺德拍摄的同名纪录片。
有许多重要的纪录片都涉及到当局在1968年发动的可耻的反犹运动，这造成犹太家庭的大规模移民。这里应该提到的是马塞尔·洛金斯基的《我们班里的七个犹太人》（1992）和玛利亚·兹玛什-科查诺维奇的《格但斯克火车站》（2006）——这个火车站是许多悲伤的告别发生的地方。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事件，是约兰塔·德莱弗斯卡的长篇剧情片《波-林：记忆的碎片》（2008）的首映。这是一组独一无二的蒙太奇，把业余摄影师在战前第二共和国时期拍摄的照片组合起来，讲述了犹太小镇上的生活，然后辅以附近波兰人的记忆补充。这部电影展现了令人讶异的温暖影像，被屠杀之前的宁静世界已经一去不返，这种美好事物被破坏的遗憾，极大冲击了目击者和观众的心灵。
由此，纳粹占领时期犹太人与波兰人交织的悲剧命运在艺术中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快速而激烈的自我医治。就在审查禁令解除之后，立即出现了大量关于这一令人痛苦主题的动人的重要影片。与此同时，对于此前受到更加严格监管的主题，禁令也已解除，而在这些事件中，波兰人无可争议地只是受害者。让我们关注未来吧——只要记得我们不得不等待了20年才拍摄了第一部关于卡廷惨案的电影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记忆难道不是依然在发挥哀悼作用吗？大声说出来也许是被禁止的，但受害者的记忆从未消散。被压制的记忆更加执著地要求得以表达。
波苏空白
多年来累积的创伤，伤口如此深重，人民共和国时期对这一主题的禁止如此严格，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在重获独立之后，波苏关系和波俄关系的空白点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电影主题。但只有少数电影将之作为了主题，其中大部分是纪录片，部分具有剧情片的长度。关于一战过后波兰的状况有着丰富的档案，尤其是关于1920年的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例如在文森蒂·罗尼什和克日什托夫·诺瓦克-蒂绍维茨基的电影中），这些此前一直未能得到真实的呈现。约瑟夫·格布斯基的几部影片关注了被驱逐至西伯利亚和古拉格群岛的波兰人的命运。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影片大多拍摄于1989年后变革之初那几年。
1992年出现了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部大制作剧情片，罗伯特·格林斯基的《最重要的事》（1992）。剧本改编自奥拉·瓦托娃的回忆录，奥拉·瓦托娃是杰出的波兰诗人、战前共产主义者亚历山大·瓦特的妻子。1940年1月，诗人被捕后，他的妻子、儿子被苏联当局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他感人的故事就是被流放到中亚的波兰人命运的一例。
《欧洲大门》（1998），一部由两位杰出摄影师耶日·乌依茨克（导演）和维托德·索伯辛斯基（摄影）拍摄的电影，展示了1918年三位年轻护士在波兰东疆红军占领医院的戏剧化的遭遇。
在1989年之前未被审视过、遭到严格禁止的波苏问题中，卡廷惨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由于悲剧的规模如此之大，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还由于盗窃记忆的努力，而这和通常一样被证明是适得其反的。早在1990年马塞尔·洛金斯基就拍摄了纪录片《卡廷森林》，它对于记忆的处理非常令人感兴趣：记忆就如同黑洞一般，关于事件的经历坠入其中，永不复返。在这一案例中，居住在卡廷森林周围的俄罗斯见证者的记忆正如同黑洞一般。他们大多数是沉默的。人们能够发现，他们知道并记得这一切，但对这一切的记忆却是被禁止的：它在那里，但却没有权利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