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伊达具有个人情怀的《卡廷惨案》（2008）一片同样围绕着记忆这一主题。多数情节发生在纳粹占领时期及战后的克拉科夫，而不是科奇尔斯克的集中营或是屠杀发生地。在焦急的等待之后，德国人对苏联罪行的揭露最终逆转了两国在战后的官方叙事中的地位，而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一官方叙事了。不幸的安提戈涅们无法安葬自己的丈夫与兄弟，甚至无法期待解脱的时刻。只有在影片的最后才出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屠杀段落，但对于犯下罪行的人，却连憎恨也没有：这只是另一个同样的没有灵魂的囚禁机器的行为。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影像
这就是1989年：此前的一切，即使仅仅发生在几个月之前，也都变成了历史。所有情节设置于1989年之前、设置于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影片，都成了历史电影，成为对已经过去的一个时代的审视。只有生活习惯的延续才没有使得一切看起来都是全新的。此前也曾有一些批判取得了成功，甚至是对当时社会重要的、制度性的特征的批判。例如，对1948年至1955年这一“错误与扭曲”时期的批判观点是被允许的，而且这很容易被用来影射当下。然而，未被触及的问题依然是大量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要采用一种说服的语调，而不是愤慨、抗议，甚至是批评的语调。
障碍的移除并未导致雪崩的发生。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变革突如其来，过去被封闭在了过去之中，不再是如今的当务之急了。尽管如此，这二十年来还是涌现了许多此类主题的电影。
最常选择的主题是审视那些曾在强制的沉默中承受的不公，也就是那些被从历史中剥落、被人们遗忘的事件。巴永的《波兹南1956》回忆了1956年6月一场遭到军队血腥镇压的工人抗议。不过，导演采取的叙事形式（从一位青春期少年的眼中呈现事件）有意拒绝了审视的惯有模式。另一方面，库茨的《死亡就像一片面包》采取了这一惯有的“一名工人的史诗”模式，该片纪念的是武耶克矿工罢工和1981年12月宣布戒严后对其进行的残酷镇压。正如塔德乌什·卢贝尔斯基在《波兰电影史》中指出的，该片的原创之处在于，与其说武耶克矿工的罢工是全国团结工会运动的一部分，不如说是西里西亚的历史和神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库茨本人塑造的）的一部分：这些矿工是《黑土地上的盐》中巴蒂斯塔家族的继承者；也是《皇冠上的珍珠》里反叛者及库茨的后续西里西亚电影中类似角色的继承者。紧随这部饱含深情的影片之后，库茨的下一部电影《皈依》（1994）讽刺地展现了为社会正义而斗争者的神话。决定主人公行为的不是信念、勇气和不屈的意志，恰恰相反，是惰性、偶然和简单的头脑。
一些影片讲述了安全局和“所谓正义部”的阴暗历史。理夏德·布伽斯基的《尼罗河将军》就把人们重新带回了五十年代。克日什托夫·克劳杰1996年导演的《接头游戏》关注了1977年安全局对克拉科夫学生斯坦尼斯拉夫·佩雅思的谋杀。2008年艾娃·斯坦基耶维奇和安娜·费伦斯导演的纪录长片《三兄弟》再次关注了这一案件，这次是佩雅思的朋友、学生莱斯拉夫·马雷史卡和安全局秘密合作的故事。拉法尔·维申斯基的《波皮鲁兹科神父，自由是我们的》（2009），讲的是耶日·波皮鲁兹科神父被安全部门谋害的故事。而特蕾沙·科特拉尔齐克的《大主教》（2000），讲述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和教堂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红衣主教史蒂芬·维申斯基遭到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