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中期，虽然人们普遍对现实生活中犯罪率的迅速上升和当局对此的无能为力十分担忧，但犯罪惊悚片依然是唯一能够与进口的美国电影在票房上一较高下的本土电影，因为林达扮演的这类角色让观众能够在幻想中实现自己的愿望。
虽然从表面上看，克日什托夫·克劳泽的《夺命债》（1999）属于同一种黑帮惊悚片，但它与早期的电影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别是对于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表达了非比寻常的同情。克劳杰的主角亚当和斯特凡都是普通的市民，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他们努力成为波兰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直到一桩交易，带来了不断增加的债务。绝望使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比任何动作片更加暴力。随后许多波兰电影所表现的真正主题就是债务，同时这也是大多数波兰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全欧洲都有许多类似于波兰犯罪片的电影。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的电影《兄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案例，这种低预算的犯罪片创造了足够的票房，尤其在年轻观众中。本片被作为对抗像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西伯利亚理发师》（1997）这样高预算电影的武器。这部电影不仅将苏联解体后充斥俄罗斯社会的混乱和腐败现象搬上银幕，而且从车臣战争中吸收了优秀灵感。车臣战争是自1989年以来发生在苏联东欧地区最严重的冲突之一。很多卓越的俄罗斯电影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探索，其中包括谢尔盖·波德罗夫的《高加索俘虏》（1996）、巴拉巴诺夫执导的电影《战俘计划》（2002）、安德烈·冈察洛夫斯基的《精神病院》（2002），以及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12怒汉》（2007）。
九十年代欧洲另一重大的冲突就是前南斯拉夫的分裂。表现这个历史事件的著名电影有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1994）、塞德加·迪格杰威特的《战火硝烟》（1997）、高兰·帕斯卡杰维奇的《火药桶》（1998）、丹尼斯·塔诺维奇的《无主之地》（2001）和亚斯米拉·茲巴尼克的《艾玛的秘密》（2006）。像德扬·泽塞维兹的《第四个人》（2007）这样表面上很商业化的电影，主人公也因为战时的暴行留有长久的内疚感。这时黑色喜剧盛行，对联合国维和力量也一起嘲弄，在《无主之地》和亚斯明·杜拉克维德的《纳法卡》（塞黑，2006）中，联合国官员被明确设定为反面人物。波斯尼亚的战乱也出现在其他国家的电影中，包括英国迈克尔·温特伯顿的《欢迎来到萨拉热窝》（1997）， 贾思敏·迪兹达尔的《美丽的人》（1999），法国迈克尔·哈内克的《未知密码》（2000），波兰也有帕西科夫斯基的《戈雅的战争恶魔》（1998），基本上是把痞子英雄模式（加上博古斯瓦夫·林达的表演）直接移植到波斯尼亚战争的背景下，电影更多表现的是粗放豪爽的英雄气概，波斯尼亚的角色只是点缀。
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动荡之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积极的中东欧电影发展的黄金十年。在这其中波兰是最为积极的一个国家，2005年建立的波兰电影学院基金会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整个波兰电影文化的研究、生产、资源分配都得到了基金会的支持。并且，基金会还对一些新兴的电影产品进行补贴。包括瓦伊达的《卡廷惨案》（2007）和《甜蜜的冲动》（2008），雅基莫夫斯基的《追火车日记》（2007）和玛高扎塔·舒莫夫斯卡的《人生即景33处》（2008）。再加上另外的八个电影基金，以及全国各地支持的资源和金融措施，总的来说，波兰电影产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性状态，至少从目前它们在国内市场受到的关注程度来看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