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电影越来越商业化的境况，他在本世纪初期拍摄了《与母亲的深夜会谈》（2001年）和《我心中的风景》（2004年）这两部低成本的影片。超现实主义短片大师杨·斯芬克梅耶从1992年开始转做长剧情片，凭借众多拥趸的支持，他和英国、法国和德国签下了合作协议，从而可以自由创作。还有门策尔，他长期被束之高阁的影片《失翼云雀》（1969年）在1990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意外获得金熊奖，那之后他主要在剧院工作，只拍了一部剧情片《伊凡的冒险生活》（1994年），之后他通过努力得到了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小说《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改编权，并最终在2006年拍摄了这部影片。
匈牙利也通过1991年成立的国家电影基金会的补贴，缓和了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当时，匈牙利最著名的电影人萨博在国际合作方面比他的大多数同胞都更有经验，1992年他十年内的首部文化上的匈牙利剧情片比他其他电影的预算都低，因为他知道这部阴暗的电影必然会面对惨淡的票房。《甜心艾玛，亲爱宝蓓》（1992年）是对两个女人和她们面临的生存问题的一次思索，她们在错误的时间（1989年后）从事着错误的职业（俄语教师），经济体系把这样的人当作不重要的细枝末节，然而当时该地区电影的人士都很容易理解这个主题。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怀念，但也很难无视萨博所传递的潜台词：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太快了，令人难以适应。
同样经验丰富的资深电影人扬索也不得不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像他以前的电影中那样动辄成百上千人的大场面，从制作经费的因素考虑也不太可能了。《上帝在倒退》（1990）和《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991）这两部作品仍然在关注社会制度改变后的最初几年的现实。九十年代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视台工作，直到1999年用《布达佩斯神灯》重新证明了自己。电影用两个掘墓人佩佩和卡帕串起了一系列的荒诞喜剧故事，影片充满密集的段子、重新加工的典故以及对匈牙利历史文化的嘲讽。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中，这位已经八十多岁的电影人说，对于年轻的一代人来说，他已经不是六十到七十年代匈牙利的电影大师了，而是佩佩和卡帕系列电影中的配角“米基叔叔”。
贝拉·塔尔因最初的一系列肯·洛奇式的关注社会现实的影片声名鹊起（至少西方观众并不熟悉开创这种匈牙利“虚构纪实”风格的伊斯特凡·达代，是贝拉·塔尔对这种风格的延续和发扬才令人关注），到了《秋历》（1985）与《诅咒》（1988），他采取了一种更为风格化的方式，这种风格在1994年的电影《撒旦的探戈》中发挥到了极致，似乎是故意以艺术电影挑战日益商业化的电影世界。这部黑白电影长达七个小时（其中有多个超过十分钟的长镜头），这严重限制了它的发行潜力，致使它的绝大部分放映都是在电影节和回顾展上。
面向广大观众
中东欧地区很少有电影人愿意选择塔尔所提倡的积极的不妥协路线。《撒旦的探戈》首映之时著名的波兰电影都是受好莱坞影响的动作片，最著名的比如帕西科夫斯基的《猪》（1992）和《猪2：最后一滴血》（1994）。后者是九十年代国内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同样卖座的暴力电影《快车道》（1995）和《夜间涂鸦》（1997）中，描绘了社会转型后的波兰，对抗残忍黑帮的是同样道德模糊的警察。其表现方式在几年前的波兰电影中是不可想象的。博古斯瓦夫·林达最初于八十年代在霍兰、基耶斯洛夫斯基和瓦伊达的几部重要作品中成名。此时他改头换面成为了波兰银幕上最为接近美式反英雄的人物：聪明、冷酷、性感、不遵守规则的游侠。这样的形象在1989年之前的波兰电影中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