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树立起一个好学的良好的公众形象主要是在1841年到1843年之间。这段时间，他结识了著名理学家唐鉴与倭仁，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方向与学习方法。进入翰林院，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翰林在中国古代虽然未必是很高的官职，但是翰林院属于国家后备人才储备库，当上了翰林，也就意味着进入了高官的队伍。到了这个位置，很多人就不以读书为主了，而是注重于跑官要官了。曾国藩则不然，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致力于理学的修为，立志做大事，成大器；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拨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并且不断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与志向，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他说：
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学习，很努力的修习，但是对自己的进步还是不满意，认为做事不用功，没有恒心，“不学如故”。要历练自己吃苦的本领，不至于贪图安逸，招致速死，使祖宗积累的德行由他一个人享受殆尽。
有一次，他想读《易经》，却读不进去。他认为这是因为勉强读，所以很“可恨”。追究根本原因，却是立志不专一的表现。“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喙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况本为歧念乎？”强调立志与用功的关系，立志专一，则用功专心；立志不专一，则用功不用心。
曾国藩的反省是很严格的。到1842年底，曾国藩认为一年虚度，仍然“一事未作，志不立，过不改”，而自己精神容易疲劳，像五十岁的人。针对这种情况，他严批自己“良可恨也”、“何以为人”。对于自己许诺要做的事情，要改的过失，没有做，没有改，曾国藩内心不忍，因此睡不觉，“展转不寐”，“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不胜愤恨”。觉得自己“声气日广，学问不进，过尤不改，真无地自容矣”。这样直白的反省真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