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城市化过程是畸形的，它仍然延续了80年代之前的工业化思路：让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付出代价，而他们自己不能享受他们的贡献。只不过，这一次，农民失去的不再是看得见的。表面上，他们没有丧失资源和财富，相反，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他们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获得了好处，但是，他们丧失了看不见的最重要的东西：生活本身。
任何人的正常生活必然是以家庭为枢纽展开的。上亿青壮年农民孤身在外打工，这意味着，也许有一半农村家庭夫妻相隔、父子分离，数亿人的生活残缺不全。他们可能确实多获得了一点收入，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未必有所提高。留守儿童相约自杀，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乡村社会被掏空、留守人群精神畸变的可怕景象。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想象，孤身在城镇的青壮年，精神同样会陷入诸多困扰之中。
相比于看得见的物质收入，这种社会结构上的、生活的、精神的、文化上的损失是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并不等于不重要。事实上，看不见的那些东西，比如，相对完整的城市、乡村社会结构，完整的家庭生活带给人们的安全感，比那些看得见的东西更为重要，不论是对个人生活来说，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来说，都是如此。换一个角度看，拒绝农民带着他的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迁入城镇的城市化模式，看似相对廉价，恰恰是目前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
当然，上面这些看起来像是控诉城市化的论述，决不意味着我主张中断城市化。我的意思只是说，学界、决策者应当对现有城市化模式进行反思。事实已经证明，这一城市化模式存在严重缺陷。较为健全的城镇化，应当让农民带着他的家庭，至少是夫妻带着子女，共同进入城镇。而这些，当然需要若干根本的制度变革，比如，确立民众自由迁徙的宪法权利，彻底废除户籍制度，建立户籍自动登记制度。
中国需要城市化模式的革命
城市是什么样子，是由谁来建设城市决定的。
在过去60年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首先是由权力全盘控制的。到今天，这一基本架构并无改变。不过，过去十几年来，资本逐渐地进入城市化进程中，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且在过去五年中成长为一个几乎与权力并列的主角。这几年来，这种官商合谋在一些地区已经体制化：资本依赖权力牟取商业暴利，政府依赖资本获得土地财政。掌握权力的各级政府，与支配和运作资本的商人，如同一对技艺娴熟、配合默契的拉丁舞伴，在钞票的漫天飞舞中，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
这样的城市化具有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或者反精神——特征：物质主义，即重产业轻社会，重经济轻秩序。从各级政府官员到官方专家，所有人谈起城市化来，挂在嘴边的词就是产业结构、产业升级、GDP、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点、国际竞争力、吸引全球五百强，等等。如果有一个不知道城市为何物的外星人从电视上听到、从报纸上看到这些话语，可能会以为，中国的城市与人的生活没有关系，城市并不是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必然会以为，城市就是大型工厂，就是产业园区，就是工商业、高科技开发区。
是的，过去十几年来的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形态就是建立和扩张产业区，从最初的工业园区，商业园区，到中间的高科技园区、金融区，再到CBD、大学城。如果说，这些产业区还包括专业区，那么，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深圳关外之类的“新城区”，则是高级别的、综合性的产业开发区。政府正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产业开发区来建造新城。在旧城，政府同样切断历史，对城区进行全盘重新规划，建成一个又一个开发区，最为典型的就是各个城市都建造了自己的CBD，或者像西安、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则摧毁原有历史街区，建造全新的、商业化的历史文化产业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