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中国的所有城市就是各种产业区的组合。产业区当然是以吸引投资、发展某种产业为宗旨的。政府之所以热衷于通过产业区模式推进城市化，乃是因为这种模式可以吸引巨额投资，可以实现土地财政，可以拉动房地产业发展，可以促进某种产业发展。这一切构成了官员的政绩，官员们借此可以升迁。而在官员与商人们的操作下，中国的经济实力似乎也确实在快速膨胀，城市民众也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们的财富随着房地产价值上涨膨胀。
但是，经济总量、财富总量如此膨胀的结果是，在城市中，人越来越渺小了。物成为城市的主宰，人反而成为产业、资本、产值的附属品。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城市规划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人的生命的完整性、考虑人的生活幸福。政府即便考虑到人，也只是把人当成一种经济要素、生产要素对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居民被随意地塞到作为产业区的住宅区中。住宅区的规划同样是按照产业规划来制定的，住宅的布局、格局、形态均服从于实现开发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土地财政最大化这样的目标。
主导规划的是权力和商业，市民根本被排除在外。于是，在这样的城市中，人的生活被人为切割。比如，在城市中心，政府修建宽阔的快速公路。本来具有有机联系的商业和住宅区被切割，从而丧失生命力。又比如，政府为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在城市建造一个又一个高附加值的金融、商贸产业区，导致这些地方的生活空心化。在城市成片大规模拆迁过程中，原来居民在自有房屋中从事的小商业、小作坊被系统消灭。
这样一个物质主义、产业主义的城市化，有的时候能够带来产业的繁荣，有的时候，甚至连这样的繁荣也带不来，一些地区已经陆续出现“鬼城”。不管怎样，这样的城市化不可能带来城市的繁荣。因为，归根到底，城市不应当是大工厂，城市不应当是产业开发区。城市首先应该是人之居所。城市这个舞台的主角应当是人，是无数平凡、但追求自己幸福的市民。如果人被强制塞到产业链条中，如果城市肆意地切割、碾压人的完整性，那么，这样的城市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反城市”。
今日中国需要一场城市化模式革命，也即从物质主义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城市化过程必须综合考虑精神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治理模式，应当从产业、经济导向转向优良治理导向。
实现这种转型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看起来，实现这种转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现有体制有一大特征：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只有在重大灾难出现之后，才有可能改弦更张。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分裂：中产以下的民众觉得这个社会已经问题重重，掌握权力和资本的人却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空前绝后的“盛世”。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是不屑于对话、讨论的，这个社会当然也就不可能理性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