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为了给这帮学生制作参考资料，计划制作一本俄罗斯版画作品选集，命名为《引玉集》。在日本进行珂罗版印刷，做工十分考究。首次出版发行了三百册，不到一个月就卖完了。
中国的这股版画热潮主要集中在北平、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其中又以广东最为火热，画作风格多数模仿俄国流派的纤细特点。上海地区的作品则是继承了德国流派的粗犷，而北平地区似乎仍然更偏爱纤细的画风。而此时国民政府却突然宣称要将这些新兴版画家一网打尽，好像是把这些版画家都当成是共产党了。总之这次暴行使得十三名画家里有十个人最后行踪不明。恐怕这些人到今天为止仍然下落不明吧。
每次一回想起这些事，我就有一种责任感，禁不住热泪盈眶。
鲁迅先生为了鼓励这些新兴版画家，自己出钱给首次出版的一百册版画选集撰写了序文，排版并制作成书。这样就有了第一集《木刻纪要》。
我计划举办第三次版画展览会。《木刻纪要》出版后，版画这种日文说法统一改成中文说法“木刻画”。新出版的个人作品集或是同人作品集统统都用上了木刻画这样的字眼。
终于迎来了第三次展览会，这次的举办地点定在了施高塔路千爱里四十五号，展览会也已经改名叫木刻画展览会了。此次展览会得到了鲁迅先生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前来参观的人非常多。甚至展会上还来了三组中国小学生，由学校老师带着前来参观。不用说也看得出来，中国的木刻画业开始蓬勃发展了。
木刻画热潮迅速弥漫开了。没多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内部就举行了一次木刻画家作品展览会，先生和我都去参观了。学生们热情地把我们围在中间问我们的意见。我为了便于参考，把这次展览会上除去非卖品的所有作品都买了下来。
虽然这些作品多少还透着少许幼稚，然而却很容易看出来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绝非随着性子玩玩而已。不同于被称为“闲人的艺术”的日本木刻画，中国的木刻画带有非常浓厚的实用色彩。我和先生看到作品整体的风格倾向，都感到非常高兴。
然而，如果说风景木刻画还算可圈可点的话，人物木刻画就比较拙劣了。说起人物画，传统的中国画很少有写实的，肉体描写更是几乎没有，这或许导致了展览会上的人物木刻画基本没什么看头，里面的人物看上去跟机器人差不多。
年轻人似乎喜欢刻画一些举行工厂大罢工、高唱革命歌曲的团体人物像。只不过这些画大都没有张力，让人感觉不到热情。很明显能看出，这些人在素描方面的不足，为此先生总是特别指出这点，提醒年轻人注意，不过始终没引起多大的变化。当然这种改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广东地区一些人的个人作品集渐渐出版了。上海地区的木刻画则由当地特色的小报作了插画。紧接着漫画杂志、图表以及杂志插画都被木刻画占领了。一些主流报纸、小说、诗歌等单行本的插画也几乎都开始大量使用起木刻画了。刘砚和罗清桢等人还特意到日本研究木刻画。他们制作了《罪与罚》中的插画并出版了单行本。而《引玉集》由于希望其再版的读者众多，再版后我的店里一直在销售。
这时候鲁迅先生已经卧病在床了，病情时好时坏。他会经常过来店里坐坐，即使在病中他对木刻画的热情也丝毫未减。他打算复刻德国老画家科尔维斯基的木刻画作品，对出版相关事宜一直亲力亲为，耗费了许多心血。从原文的翻译到纸张的选择再到题字、序文等 ，都坚持一个人完成。
不知何时，俄国大使馆注意到了木刻画的流行。从国内运来了数百种大小的木刻画，并由俄国大使馆主办，在北平、汉口、南京、上海、广东等地举行了木刻画展览会。中国的木刻画事业也迎来了最高潮。
鲁迅先生也接到了使馆方的邀请。他不顾自己有病在身，仍然前去参观，每次参观回来，心情总是大好。
“老版，我去看了。真的很不错哟。素描什么的都非常好，人物刻画得很仔细，血管什么的都清晰可见，让人感觉跟活人一样有力。这一点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我看到很多作品都想买下来，可是一幅画就要五十元、一百元，我的钱包实在是负荷不了呀！只定了四五幅，等送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签收下。”
后来先生又和我聊了会儿就回家了，之后一直没见有人送画过来，挺奇怪的。一直等到各地展览会都结束了，画才送到。
如今在对舶来品征收重税的俄国，用材便宜的小小木刻画能这么火热也不足为奇了，我仿佛从这种现实中看到了中国的明天。中国人自古就赏玩水墨画。到底是先欣赏再作画，还是先有画才出现鉴赏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黑白水墨画使中国人享誉世界。而这也让我相信，我对于同属黑白艺术的木刻画持有的希望绝不会只是一个梦而已，而是一点点变得愈加清晰。
其间科尔维斯基的木刻画集成功问世了。只不过还未来得及销售就被一些木刻画爱好者分购一空，我只抢到了三十部放在店里销售。木刻画集的广告是先生亲笔写下广告语的作品，而该广告图从一开始就被人订下了，我一拿到手就立刻给对方了。
新兴木刻画就像一滴活水，给枯寂沉闷的中国艺术界带去了新的生机和色彩。
先生去世前几天，在法租界的仙桥青年会馆又举办了一次木刻画展览会。先生大概是感动于年轻人的蓬勃朝气，于是不顾重病在身坚持前去参观了。这次的木刻画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可谓是面目一新。先生和几名木刻画家一起在会场里微笑着合影留念。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会是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相片。十月十九日凌晨，先生最终还是离我们而去了，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悲痛的海洋里。
如今在中国极其兴盛的木刻画事业，离不开当初鲁迅先生的悉心播种及灌溉，正是先生的热情培育才有了木刻画事业的茁壮成长。先生既是先知者，又是一位考古学家。在鼓励新兴木刻画的同时，仍然不忘尽心尽力保护旧木刻画，真不愧是一位温故知新的智者啊。
——《上海漫语》一九三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