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浓浓爱意，都散落在这些文字里了。心绪是那样的广袤，也许唯有教徒才有类似的心境吧。可是他不是教徒，他的心是常人的跳动，而悲悯、自戕之音，在暗夜里弥散着，直到我们的心底。这是基督、释迦牟尼式度苦的心，他以先觉者的眼光，俯瞰着世界，一切都需改变。在鲁迅看来，无论自己，还是他人，都在奴隶的国度里。这样的生活大有问题，也许，只有撕碎了这存在之网，在另一个时空里，才能够自由的呼吸吧。
曹雪芹在自己的时代里，就意识到奴性语言在中国的特殊作用；到了晚清，章太炎、严复、刘师培也深切感受到汉语的问题。他们之间不同的看法，对鲁迅那代人都有启示。中国的奴性语言真的五花八门，只要留心一看，历来留下的遗产，不过那些主奴文化间的互证，难以找到健朗的存在。而奴隶之下的奴才，则更有甚矣，不仅无我，连无我的存在还可以当作立身的基础了。在这个现象面前，鲁迅比他的前辈看得更为清楚。
奴才语言的表现有形形色色的。有的是安于现状，在枷锁里却自得其乐；有的迷恋于无我的打量，甚至赞美无我的生活。《我谈“堕民”》写了堕民的奴才心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绍兴历史的遗存里有如此深的主奴结构，一直让鲁迅刻骨难忘。中国文化内在结构里的这些问题，在他的写作中不断得到反映。奴隶固然可悲，但那些安于奴隶地位，且以此为美的人，则是奴才。这些人比堕民还要可怕。《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写道：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气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么？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账！”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