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这篇小文是鲁迅对中国人品行的一次高度浓缩，国民性的几种类型清晰可辨。他笔下的奴才的形象栩栩如生，让人感到无奈而可恨。聪明人的嘴脸亦活龙活现，那是中国最无聊的一类存在，这在知识界与政界是司空见惯的。傻子的出现在文章中有很有趣的隐含。这个变革者，在世人看来都不可思议。可是唯有他才可能使这个世界出现变化。鲁迅在作品中出现的傻子、疯子、狂人，都是反讽类型的人物。这些挑战奴性的人物，带着世俗意味的污垢，被蔑视与侮辱，可是与那些聪明人和奴才比，则力显出其分量来的。
对人的等级与不幸地位的敏感，在鲁迅思想里生出的是破坏的力量。对主奴结构的颠覆性摧残，是吸引青年革命倾向的一种资源。正是抓住了这个点，他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重合起来，有了社会的号召力。他后来加入左联，和共产党人有深切的关联，都不是偶然，这是他精神的逻辑点。始之于反抗奴性，终之于对反奴性的苦运的挣脱，那是十分悲壮的。
傻子是一种对平庸的否定。鲁迅通过精神病患者的意象，暗喻人性的复杂景观。这种对世俗的挑战性的话语，来自非常态的人之口，文化的漏洞就出现了。鲁迅看到了奴性语言的欺骗性，言说与存在都处于一种荒诞之中。而颠覆它，也只能用荒诞的人物与荒诞的语言。他用俗语、翻译语、反语置换着流行的逻辑，这个自身过程，就把人性被遮蔽的存在一点点释放出来了。
深味历史的鲁迅觉得，中国语言中奴性的因素出现，是专制文化的果实。文字狱、思想罪的利剑悬在头上，于是便有了诸多愚民的表达出现。而那些叛逆的人，在选择新路的时候，不幸也还是旧有的思维的俘虏，以为早已是新人，根底却是奴性的另一面。他对《清代文字狱档案》的解析，就看到了奴性语言带来的更为奴性的后果。中国语言后来趋于枯燥、无趣，乃是权力震慑的缘故，有人性的表达，岂不是触动龙庭？而奴才一旦得以喘息，其恶不亚于主子，那表达也就由低眉气向恶气转化了。
赵园写明清之际的“奴变”，有诸多不寒而栗的画面。那些背叛自己主子的人，对人之凶残，绝不亚于他的主子，而且更为无情，有森然的恐怖在。奴隶的造反不是精神的洗礼，而是一种生存的位移。在基本点上，还是老的路径的行走，没有新意。在思维上，多是非此即彼的逻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后来的社会变革思潮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革命的，一定是反革命的。不选择甲，就选择乙。固然，在阶级斗争残酷的时期，人要超越于此很难，可是精神的复杂性却被掩埋了。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攻击鲁迅的时候，用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行文，则是旧的文人骂人的套路。旧文人骂人，大多依傍在一个理论和主子下，别人都是奴才，唯自己得了真意。杜荃在嘲骂鲁迅的时候这样写道：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