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的本性是怜悯，而怜悯的原则是：受苦难煎熬越深的人，应该获得优先的同情。那些怀着歹毒的邪念，被怨恨窒息了心灵的人，是苦难深重的人，他们应该优先得到更多的同情与关怀。但是对于他们，圣者爱莫能助，只有深深的遗憾与悲哀。圣人不把别人的过错视为自己也可过错的权利；不因自己所面对的是恶人，作为自己也可成为恶人的理由。为了避免毒汁在自己心灵沉积，他不打算从伤害他们的人那里挽回任何公道。在相互的对抗和伤害中，圣者总是表现得十分的软弱无能，因为除了自己的本性，圣者不想赢得更多的东西，而任何伤害别人的企图都首先伤害了自己的本性。
圣者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忍者，其实他并无可忍的怨怒之气。倘若怨怒已经产生，坚忍下来最终还是要来一个总爆发的。那些所谓的忍者，令人想到储存在地库里的核武器，内心积蓄着无穷的暴力。
一厢情愿的慈善和以德报怨的态度，成就了圣者圆满的道行，同时也给争端不断、狼烟四起的世界带来一枝葱翠的橄榄，唤醒人们心灵深处未泯的良知，从而阻止仇恨的轮子滚入无底的渊薮。但是，有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在广阔的社会场面上，在扯不清的历史恩怨形成的剑拔弩张的阵势中，首先举起的橄榄枝也可能被视为软弱可欺的白旗，从而助长对方穷凶极恶的气焰。这样的情况实在无法排除。那么，尽管胸襟无限宽阔足于包容一切罪行，但是出于对世界命运和世俗事务负责的考虑，圣者有时候是否也可以牺牲自身德行的完备？
自十世纪开始，信仰佛教的印度受到了北方异教民族的侵犯。入侵者所到之处，不仅将财物劫掠一空，而且烧毁一切寺庙丛林和典籍，不愿改变信仰的僧侣一律格杀勿论，甚至连妇女儿童都诉之以利剑。面对血与火的征服，佛教徒始终不作任何抵抗。英国历史学者渥德尔在写到这段历史时深深感慨：“佛教永远是一种和平的哲学和宗教，就和平一词的一切意义来说都是如此。当它遇着一个‘圣战’的宗教，供给狂热的信徒丰富的抢劫的报酬，不是犯罪，而是美德。”这种美德非但没有让侵略者有所悔悟，停止野蛮的蹂躏，反而使之轻易得以横行。从世俗的立场来看，正是这种美德使得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几乎被灭绝了。作为立意极高的出世间法，在世间佛教随顺世间的缘起，只有那些因缘俱足的众生，才能得到甘露的惠泽。
数十年前，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的静坐行动震撼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使他们最终将政权归还于印度人民。但是，这样的行动对于日本不见得能有多大的成效。时至今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暴行不可谓不宽容大度。但是，就现在的情势看来，以无条件的原谅宽恕来唤醒这个民族的良知似乎不那么容易。他们连自己昨天干过的事情都不愿意承认，更遑论要向你赔罪忏悔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一种强制的方式迫使一个民族进行忏悔又有多少实质的意义？将过去曾经强加在各国人民头上的灾难如数退还给日本，又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