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当作什么事物来领受与安放，今天也许是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因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强迫性已经解除，答案也可以多种多样，只是过于随便而已，就连拒绝回答也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回答。现在，生存条件比过去要充分得多，但生存的理由并不因此变得充分，拒绝生命的人反而有增无减。在抛弃生命的人当中，可以看到教授、富商、高官，等等，他们许多是被视为成功人士来对待的。是什么让生命在他们那里成为一种无法接受的事实，而要以某种残忍的方式来拒绝与抛弃？这也是关心生命意义的人需要过问的事情。一个赚了亿万资产的人尚无法安慰自己的心灵，而死于非命，死于自己对自己的谋杀，这对得起那些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钱吗？一个千万人艳羡乃至景仰的“天皇巨星”，死于精神的抑郁与内心的枯萎，让那些争着向他献花乃至献身的人怎么办啊？
遥想四十多年前，红色海洋汹涌澎湃，高亢的道德意识形态如强劲的东风摧枯拉朽，激励甚至命令每一个人都去当尧舜，做圣人君子，任何私心根苗在冒尖之时就要毫不犹豫地斩锄，就连谈情说爱都跟做贼偷人一般，更遑论其他欲望的表达。“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诗词写照的圣人社会，差不多就是古老儒家绵延数千年的大同梦想。然而，过于激进的超越性诉求挤迫了生命的现实存在，当一个真实的常人都被千夫所指，连合乎天理的生命本能都无法安放。在道德高压之下，人升华不了的那部分情欲找不到排泄的出口，于是小人们纷纷变脸换装，在阳光下个个扮成了道貌岸然的君子，暗地里却像下水道里的老鼠变着法子偷渡私货。出现这种人格分裂的局面，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夫子所言极是，“为仁由己”，人格的升华要依靠个人内心的自觉，并按照自己心灵成长的次第加以抉择，道德的劝诫不能升级成刑讯逼供和包办婚姻。逼良为娼固然不可，逼娼为良也万万不能。
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开始一点点将人还给自己，给予一定的自由度，让他恢复原形自己玩去，这就叫作思想解放。就如欧洲的中世纪，以宗教的戒律从外部将人紧箍住，非要他憋成一个纯洁的天使不行，结果魔鬼都打入潜意识深处的地牢，人心成了潘多拉的盒子、所罗门的瓶子，演成水深火热的人道灾难。川壅而溃，当盒子里的妖孽繁殖到了某种饱和状态，一场颠覆性的解放运动就无法抵挡，那就是所谓文艺复兴。众人将内心的妖魔和鬼狐仙怪全都释放出来，让它们在外头尽情地狂欢撒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文主义。那阵子，当一个真实的魔鬼，比做一个虚伪的天使要快乐得多。但狂欢节过去之后，灯火阑珊之处，人能不能接受自己是一头魔鬼、旁边的人更是一头魔鬼的事实？接受人对人像狼一样、人与人以贪婪的私欲相互奸污的状况？其实，如果人能够全然接受，事情也就结了，问题在于接受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势必酿成另一种形式的人道主义灾难。于是又有了对人性其他可能性的期待，有了天使在云空里飞翔的美好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