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在悄无声息地流逝，张振宗由辘轳车摇上山时，已是民国十八年秋。
还没蓄发的永发与永成兄弟俩，在阿同爷爷的茅屋内吃过糕食，趴在他的硬板床上玩红毛人扑克。阿同爷爷的脑后拖着一条细疏花白的辫子，宣统皇帝下台已多年，村人把辫子剪掉，说不因为民国，就因为做事不脆爽，敲更与摇辘轳车虽不耽误事，但他舍不得剪，说留着存个念想。村里这般年岁的老人也都不剪，成了习惯就改不过来。兄弟俩与阿同爷爷玩扑克，合伙欺负他独臂用牙齿衔牌，输了会在墙洞内掏糕食与他们吃。那洞不知他如何抠成，里面空心，外面却找不出痕迹。他的手指很短很粗，抓出糕食却精细，只有那么一小点儿，像喂鸟一般塞进他俩嘴里。永成弄不清他为何藏有那许多糕食。永发告诉他：大辘轳车是阿爷迎娶阿奶上山造的，没阿爷，他就没村人给的铜板买糕食。他问阿爷为何造辘轳车迎娶阿奶？永发说傻瓜，阿奶是大脚，漂亮呗！
麻索上悬的铃铛响时，阿同爷爷已欠兄弟俩十六张牌，上十张得让他俩吃糕食，前十张已清，还留有六张。听到铃铛声，他转身想出去，却被永发一把拖住，说四舍五入，满了十，得吃梅糕了。梅糕与橘红糕不同，用梅汁制，糕上印有鲜红的梅花。而橘红糕用金橘皮制，颜色却是棕黄色的。阿同爷爷说别急别急，回来继续玩，得把你俩肚内的橘红糕抠出来。说完蹿出茅屋去，手掌拢嘴上对山下喊：客官何人？山下就答：阿同叔，我是振宗呀。他显然吃惊：是南洋贵客呀，大当家您得把身子坐正，免得风大出意外。振宗说啥南洋贵客？我是张家长子，还与以前一样站着上山。
辘轳车便吱嘎吱嘎地转动起来。永发侧耳听到他俩说话，对永成说：莫非是大伯从南洋回来了？他问哪个大伯？永发跳下床，拉着他的手跑出屋去，边跑边说：给我俩邮红毛人扑克的大伯呀。
两人刚跑到辘轳架旁，悬着的藤筐已现出山口。兄弟俩见到筐内站着一个后脑勺留着鸭屁股，身穿雪白的香云纱洋装，颈上围着红领带，脚蹬米黄色皮鞋，手里还捏着文明棍的男人。
几十年后离休的张永成，向子孙们回忆初见大伯的情景，说他是个相貌端庄、戴眼镜的男人。与旅居海外的其他侨商一样，他剪掉了辫子，走路摇摇摆摆的，脚步迈得很大，像一只填饱肚的野鸭子。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头，个儿高大，脸庞白皙，五官适中，鼻梁挺括，一双不大却锐利的眼睛，在金丝镜片后，射出两道明亮绚丽如春日、富有朝气的光芒来。
张振宗见了他俩，俯身用文明棍点着永成的脑袋问：如果我没猜错，你是张家老二？廿四房第五代次子。他躲在永发身后，探出头来看他，想我又没见过你，咋知我是老二？振宗笑着，又用文明棍指永发问：这么说你是永发了？永发说是啊，我是张永发，廿四房的长子，他是我弟永成。
阿同爷爷捆住麻索，过来道：大当家的眼光不错，果然是你的俩侄儿。振宗便笑着把一条洋烟塞他怀里，说都有十几年没孝敬阿叔，这条洋烟您留下抽。阿同爷爷受宠若惊地推辞道：不可以、不可以的呀，我抽旱烟。大当家把我推上台面，我哪配？振宗说应该的，小时候您抱过我哩。
转而振宗又把目光注视在兄弟俩身上，问咋不喊我阿伯呀？永发喊了，永成却不喊，瞪起小小的绿豆眼珠，惶惑地注视着他，想他比阿爸气派哩，阿爸是村里最能干的人，他回来了，阿爸咋办？正想着，振宗拉他过去，抚他脸蛋问：你喊我阿伯呀？他低头不吱声，心里有些害怕。永发说他怕见生人。他笑起来：龙生龙，凤生凤，像你爸小时候一个德性。永发昂头说：我不怕生人。振宗笑道：这么说你像我哩。回头却把永成抱起来，又问你几岁了？永发指着兄弟抢答道：他九岁，我都十二岁了。永成脸上自然起来，斗胆用手去揪他后脑勺的头发，说村子里没见有留鸭尾巴的。振宗大笑起来：鸭尾巴？嘿嘿，鸭尾巴……他迟疑地问：你真是我大伯？他用手托住他举过头顶道：不是你大伯是谁？他两只小手乱舞着喊起来，你是我大伯？阿爸完了。他问怎么会呢？他抽泣道：阿奶说林子里不能并排长两棵大树，如两棵，必有一棵要被飓风刮倒……
振宗脸色骤变，问他说什么？永成把那话重复一遍。振宗若有所思，把他像栽树一般插在地上，仔细打量他，小子像兄弟小时候一样，发痕偏高，一张上窄下宽的脸，颧骨隆起，嘴巴大且唇厚，眼睛小而锐亮，有如两把利剑一般地穿透他的心房。他心中不是滋味，想小赤佬有能耐，预知我兄弟俩的前景哩！
他丢下他俩向老宅祠堂走去时，心中充满着寒意。
这祠堂是太祖建造起来的，一应夯实的石墙，院门不大，却为南洋红木的材料，在地上铺就的青石板上，凿有乾隆年间的印记。张家老三房就在那时，由太祖公买下这村子的田亩山林，从走街串巷的货郎转变为药农的。
这是他在南洋二十年来朝夕思念、梦缠魂绕的地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