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提出这一预测同样重要的是，避免做出虚假的承诺。学习人文学科不会使人更有道德，更有宽容之心，更愉快、更忠诚、更热心，在与异性打交道的过程中更成功，或者总体上说更受人欢迎。它可能有助于形成这些令人开心的结果，但仅仅是间接地，其方式是借助结构更完善的心智，能够进行探索，判断真假，将事实与观点区分开来。这样的头脑在写作、阅读和计算能力上都得以提升；这样的头脑密切关注世界，对良性影响持开放态度，这得益于受过训练的好奇心和沉静的自信心。
所有这些都是很可能形成的结果，不过它们并不是得到保证的。人生与医学类似，并不提供什么确定性，然而，我们继续生活，继续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尽管人文学科并不夸大自身的作用，我们必须在教师心中，在大学院系中，在全体大学教员中，在管理人员中，在不可或缺的顾问团队中，形成一种信念：这些课程是有用途的，有实际生活中的用途，尽管没有人可以说，“因为我学习了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所以我给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更漂亮的报告”。
下一个要求显而易见，但是难度更大：这些课程必须由人文主义者来设计和讲授。他们在社会上存在，但是，没有谁可以将他们成批找来。根据詹姆士提出的“见到好人时能够辨认出来”这一原则，需要人文主义者去发现其他的同道。这并不是说去寻找天才。真正需要的不是超验主义的人才，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教学习惯。如今，在全国各地的英语系、哲学系和历史系中，学识渊博、能力很强的大有人在。在他们之中，仅由少数人具备讲授作为人文学科本身的人文学科课程。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反复证明了这个经验性真理。在当代文明课程和人文学科课程中，在世界名著讨论课程中，有些选择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员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经常是他们对课程所持的不喜欢态度，以及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非人文学科气质。
出现此类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人文学科的教学方式不能是讲授，不能是训练，不能是满堂灌输。必须采用苏格拉底的方式，这实际上是讨论的方式，不过并非人们常用的那种讨论。真正的讨论方式是一种受到引导和约束的交流，其特点是层次和连续性。教师绝对不能强将学生的发言归入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渠道，但是，他必须——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抑制口齿伶俐的人，唤醒心智愚钝的人”，以便在不让兴趣衰减的情况下完成课程内容。
课堂活动是全面意义上的会话。它需要知识、表达能力、语言敏感性、礼貌、对观点具有的力量的快速理解、逻辑，以及这一种稳定意识：就其来源和结果而言，人文学科的问题具有社会特性。在人文学科中，通过以许多个人习语形式出现的语言，通过口头诗歌和书面诗歌，通过文章交流和戏剧交流，通过音乐和舞蹈，通过政治演说和法庭演说，通过口头历史和书面历史，通过神话、宗教和神学，理想的人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与作为人的其他人交流。我们觉得所有这些活动产生于大学课程目录之中，或者产生于教员会议上，而它们实际上是历史悠久的社会活动。它们综合起来，提供整个人类的经验，供我们进行审视。
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类的思想结晶和情感荟萃，我们不可能通过一门大学课程，或者说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吸收其全部内容，甚至连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做不到。因此，当我们希望让年轻人和老年人了解做人的意义时，从这些内容中进行明智选择就非常重要了。正如詹姆士所说，必须精选人类创造的作品，使用最佳样本。有的人因为年龄、所受教育或者环境的局限，并不了解这一宝库，这些样本最容易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正是选择的必要性形成了确定名著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