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5)

上海的领事团(注:在十二月十六日一次领事会议上曾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这次斩首是一件“极端违反人类天性的悖逆行为。”——一八六四年《关于中国事务报告汇编》,第一九二页)和商人大众(注:“我们获悉戈登少校没有等候收到卜鲁斯爵士对于有关李抚台处置‘反’王们的行为的意见而作的答复,就再次决定出场争斗,是极其觉得遗憾的。”——一八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北华捷报”)对于戈登的愤怒和他后来采取的行动衷心地加以赞许……英国公使告诉恭亲王说,戈登少校“必须不使与李鸿章有任何的交往”。(注:一八六四年二月十日卜鲁斯爵士致恭亲王函,一八六四年“戈登中校在中国服役情况通讯”,第一五页)他写信给戈登中校的时候宣称“显然,没有一位有品德的军官能够在他(李鸿章)下面服役,我已经告诉中国政府,你不能再和他有任何交往,或者听他的命令”。

新任税务总司的赫德(R.Hart)出面调解,到苏州与李鸿章见面,听取了李鸿章的解释后,他相信杀降行动不是一次有预谋的诡计,又到昆山和戈登见面。戈登虽然接受了李鸿章的解释,但表示不愿再当常胜军管带了,并要求由英国陆军提督柏郎(Brown)接手。柏郎也跑到苏州与李鸿章理论。

李鸿章后来写信给曾国藩,讲述与柏郎见面的经过,“柏郎(十一月)初二来苏,怒不可撄,谓其代英国君主与官商众人与我说理,要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鸿章笑对云: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一怒而去。恐总理衙门无力了此公案,故愿受朝廷之罚,不欲开岛人之衅。顷闻柏郎回沪,纠商各国领事,尚有附会,却颇澹然。洋商则多以杀伪酋为是,大约纷纭可渐解矣。”

李鸿章毫不担心朝廷处罚他,果然,朝廷不仅没有责备他,而且还赏赐穿黄马褂和太子少保衔,程学启则赏赐黄马褂和云骑尉世职。戈登也得到头等功牌和一万两银子的赏赐。戈登以为这批钱是江苏巡抚赏给他的,拒绝接受。

李鸿章认为,戈登之所以大吵大闹,不过是因为收复苏州后,常胜军没有机会劫掠而已。戈登曾提出发两个月的恩饷作为补偿,被李鸿章拒绝了。为了息事宁人,李鸿章最后把赏银加到七万英洋。

戈登连续两个月不与李鸿章见面,亦不通音信,很多人都担心这样僵持下去,会导致常胜军哗变,但李鸿章却若无其事,你不来我也不往,而常胜军的军饷还照发。戈登终于忍不住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两次从昆山到苏州见李鸿章,主动示好,答应继续带领常胜军协助作战,并自告奋勇说愿意由无锡进攻宜兴,切断洋商接济太平军的通道,隔绝江、浙两地太平军的联络。

李鸿章在一份奏章中,陈述他对常胜军的看法,显示出一种外柔内刚、有理有节的立场。他说:“戈登暂驻昆山,声称不归。臣调遣臣兵力可敷防剿,亦无须该军协助。但冀总理衙门与英公使议定妥法,即让戈登告退,须责令将该军带队外国弁兵一百数十名全行撤回,或由臣选派数人帮带,该军叠次购买外国炮位及现存外国军火全行交出,彼无所挟持,庶不敢背叛滋闹。盖常胜军所恃只有炮火,此外实无他长。洋人议论,每谓该军若无外国官统带,定必投贼作乱,何以中国弁兵并无无故投贼之事?”他洞见症结地指出,戈登借杀降事件闹事,其核心问题,在于“英酋欲揽兵权以钳制,地方勇丁欲附洋弁以挟厚饷,相为固结不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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