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赖声川的《今夜我们说相声》系列中，反复提到20世纪50年代台湾宣传的“实现三民主义、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以及严防匪谍的故事，令人莞尔的同时也让人不禁感叹，历史是何其相似。当台湾那边密集地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洗脑时，大陆也在如火如荼地大抓台湾特务，要打过台湾海峡去。时至今日，相隔一千多米的金门与厦门依然一边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另一边是“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口号，时刻提醒着双方的不同立场。
文化的隔膜似乎更难消融，当大陆人抱怨台湾人的左右摇摆时，却不曾了解台湾人复杂人格背后的厚重历史。
2010年，一部名为《海角七号》的台湾电影风靡两岸，电影描写了一位台湾青年和日本女孩的爱情故事，期间更穿插了老一辈台湾人的爱情悲剧，再加上台湾南部海清沙幼的美景，该片一跃成为台湾票房大热影片，甚至超过了《泰坦尼克号》的票房，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电影。
看完这部电影后，我与“中央社”的记者张铭坤在网上交流，我告诉他从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了台湾对日本的乡愁。张铭坤非常惊讶，说没想到我竟能看出台湾对于日本的这种复杂感情。他给我讲起自己的经历，一家三代的故事就是一部台湾近现代史。
张铭坤的奶奶生活在清朝，裹着一双小小的三寸金莲，是个守旧而传统的老太太。他的父亲成长在日据时代，从小在学校接受日式教育，会说流利的日语，自认为是日本的孩子，成年后因参加“二二八事件”被通缉，后半生颠沛流离，但直到晚年最爱唱的还是日本军歌。到了张铭坤这一代，已经是国民党统治时代，他本人是国民党党员，又在国民党所创办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工作，绝对是深蓝一代。
张铭坤告诉我，日据时代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国家，对台湾采取怀柔政策，灌输当时比较先进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加之日本刻意美化这样的生活方式，只有一部分台湾人被允许接受，进一步强化了台湾人对于日本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也进一步神化了日本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台湾人一直对日本有一种亲近。
在谈话的结尾，他说：“每个人都喜欢看戏，但是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生活像戏那样大起大落呢？”
为了让我更了解台湾、了解台湾人，他送我一本名为《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陈翠莲曾以日治时期台湾文化协会为主题撰写硕士论文，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问题是：“这能算是民族运动吗？日治中期以来的政治社会运动被总括为‘台湾民族运动’，但是将近20年的运动诉求中从未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也未主张中国统治，既称不上台湾民族主义，也非中国民族主义，如何称得上是民族运动？”当她完成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后，心中更大的困惑变成：“这些人究竟在追求什么？战后初期批判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人们，与日治时期中期政治运动者具有高度重叠性，日治时期他们抵抗日本统治，战后迎来了国人统治，却展开更大规模的全岛性反抗行动，他们究竟在追求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