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我进入媒体行业开始和台湾同行真正接触，才发现他们与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同，才知道我所了解到的台湾只是肤浅的表面。台湾记者的增多，归功于两岸政策的放宽。台湾记者常驻大陆从80年代末期开始，最初最多只能连续待一个月，现已延长至三个月，并且可以申请延期一次。官方出台的新办法又规定台湾记者采访不再需要提前10天申请，同时驻点期间可多次往返，还可以通过有关部门指定的服务单位，聘用大陆居民从事辅助工作。因为这些利好政策，更多的台湾媒体进驻北京。
成为一名时政记者后，因为所报道的选题多有重叠，我和台湾记者的接触越来越多。从工作方式上讲，他们专业、敏感，善于从细节挖掘，新闻选题和语态更贴近生活。有时这种贴近在我眼中甚至有些无厘头。2011年，台湾女星大S与大陆某餐饮品牌二代汪小菲爆出热恋并结婚，可说是当时娱乐界最热的新闻。但令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则花边新闻竟引发了台湾媒体的格外关注。前台湾中视驻京记者蒋小圆曾向我抱怨，两人的恋爱害她成为狗仔，上司指令她每天要在两人可能出没的地方驻守，并随时关注事态的变化，发回报道。看着这位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张口政治闭口经济的同行竟然变身狗仔，起初我觉得好笑：对我们来说，时政记者最该关注的是影响国计民生的热点事件及政治方面的动向，这样的花边新闻确实有些难登大雅之堂。但与台湾媒体接触时间长了，发现在台湾记者眼中，这样的花边甚至会比领导人的会见更重要。大陆的媒体关注宏大的叙事，而台湾记者往往从细节入手，一瓶酒、一件衣服、一个神态都可以成为新闻，用词造句非常鲜活，不局限于语法和常规，完全贴近口语。曾有一位台湾同行在奥运会期间就水立方外墙中一个泡泡晚上没有亮灯而专门制成一条新闻；另有一台湾同行报道两岸“两会”会谈时，从晚宴桌上摆放的酒名和宴会厅的名称联想到两岸之间关系的发展，甚至由两位领导夫人的服饰扩展到严肃的“两会”会谈，想象力之丰富令我慨叹。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加深，我发现台湾媒体的风格很大程度上由岛内激烈的媒体竞争决定，对于收视率的追求，令媒体绞尽脑汁迎合观众的口味，力避大而无当的报道。
台湾媒体人与官方的互动和强势更是令我吃惊。2008年，我与其他同行一起到首都机场拍摄台湾海基会秘书长张树棣来北京参访的新闻，媒体之前并没有与他约定采访，大家都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飞机落地后，台湾“中央社”记者张铭坤打通了秘书长的电话，舟车劳顿，秘书长起初不愿接受采访，但在张铭坤的坚持下，最终还是同意了。采访结束后，我问他何以如此强势，连堂堂海基会秘书长都要让他三分，他耸耸肩膀：“如果他不接受采访，那我只好乱写喽，因为给了他说话的机会了。”
张铭坤说得轻松异常，对面却是惊讶得张大嘴巴合不拢的我。虽然知道他是一个专业的记者，并不会做出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这样讲只是开玩笑，但毫无疑问，台湾记者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时的那种强势，确实是事实。台湾同行尤其是跑时政的记者与官员互动频繁，即使采访领导人马英九，也并不算太难的事情。和官方的良好互动也促成记者和官员成为私交甚好的朋友，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驻京记者王铭义的新书发布会，甚至可以邀请到台湾地区时为副领导人萧万长出席。而大陆记者尤其是时政记者与官方打交道仍有难度，普通记者和高官成为朋友更是凤毛麟角。虽然大陆官方逐渐在改变封闭的思维，越来越愿意和媒体打交道，但仍不能做到完全敞开大门，申请采访要向宣传处提交采访提纲再经层层审批，遇到一些敏感话题，想要约到官员的访问，更是难上加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