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的帐篷旁是舟曲灾民们的帐篷，我每天会到他们那儿了解救援物资的分配情况和他们的需求。一天，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拦住了我，“能帮我解决一张床吗？”他问。
“你没有床吗？”
“是的。”
我看看他旁边的帐篷，下面垫着一层塑料布，好像很多灾民的救灾帐篷里都是这样的，用来防潮。“那你怎么睡觉？”
“我只好睡地上。”他说，“但是我的腿受伤了，怕会受到感染，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给我解决一张床。”
他向我指了指他的腿，右腿上缠了一层绷带。
我去找旁边的救援部队：“能给灾民解决一张床吗？”
那个部队士官抱歉地回答：“现在床是紧俏物资，实在没有多余的。”
“可是那个灾民腿受伤了。”
“对不起，真的没有，我们的战士还睡在地上呢。”他向安置点里的教学楼努努嘴。我知道，那些救援官兵就住在教学楼的教室里，白天他们在挖掘现场奋战一天，夜晚就睡在水泥地板上。
“那怎么办？”
“如果你非要给他们解决床的话，就只有把你们的床分给他一张。”
我、周庆元、赵玮，住在一张帐篷里，每人只有一张小小的折叠床，显然无法共享。再看看地板，帐篷下面就是泥土，连塑料布都没有，也没法睡在地上。
我沉默了。
从那天起，我不敢再看那个腿部受伤的人，刻意地躲避他，害怕他问起我有没有帮他解决他的床。一种深深的挫败感笼罩在我的心头，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如此无力。
白岩松曾经说过，其实，我们都是灾民，都要一起去面对那些打击和伤痛。
记者这个职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种优越感，总以为手握话语权，比人高一等，平常也容易有些飘飘然。但就像那些所谓的特权阶层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保障体系，在突发的状况面前，任何人都会沦为弱者。
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灾民。
在舟曲，我们每天的工作通常是在醒来后到三眼峪沟拍摄救援的进展，中午前向香港传去一条新闻，然后准备午间新闻档的连线。一天上午，赵玮在土堆上把海事卫星的箱子打开，把各种装备摊在泥地上测试信号，连通香港的演播室，我和周庆元站在一旁看着。一个中年人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快要擦身而过时，他突然问我，“你们是哪个媒体的？”普通话挺标准。
“凤凰卫视。请问您是？”我迟疑地问。
“我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的，也是舟曲救灾指挥部的徐某。”
他成了我当天午间新闻连线的主角。在直播中，他侃侃而谈处理堰塞湖面临的难点，救灾指挥部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看得出来，他谙熟媒体的运作规律，清楚地了解媒体需要的内容。
在以往的采访中，官方是我们难以获得的一个声音，除了一些常规的发布会，每当我们希望就某个敏感问题进行采访时，总会获得如下回答：
“向我们的宣传处提交书面申请。”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回复？”
“这个说不好，你等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