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直都忘不了这样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破旧棉袄，一些部位有棉絮露出来。脸上带着被沉重生活压迫的痕迹，一说话就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黑黄牙齿，头发沾满尘土，呈现灰白的颜色。脸似乎从没洗过，以至于每一道皱纹中都藏满了污垢，看上去神情黯淡，眼神浑浊。他是一个矿工的叔叔，他的侄子在一次矿难中丧生，那是一个造成10名矿工遇难的透水事故，发生在山西首府太原郊区万柏林的一个小煤矿。
那是我从事记者职业后第一次独立支撑的一个相对重要的现场采访。我的团队共四人，包括我、司机唐老、摄影师黄瑞以及负责海事卫星连线的赵玮。
从地图上看，万柏林与繁华都市距离甚近，越走就发现地图上的坐标和实际距离有很大差别。那些图纸上简单的数字看起来只是寥寥的几位，但实际上我们在深夜的道路上越走越崎岖深远，最后走到了深山中。
我无法相信，在太原的近郊就有这样一个与城市完全不同的地方。进山的小路上全是泥泞，车轮陷进去一半，路的边缘流淌着一条小河。后来了解到，这是救援队用抽水机从透水的煤矿里抽出来的水。
那天，我们在子夜时分到达矿井拍摄后，就蜷缩在狭窄的车里挨到天光放白，再杀回现场。那个男人在现场与我们相遇。他在矿区附近的路旁流连，看上去就像看热闹的路人甲。但在我们即将离开时，他突然跟上来，小心地走近我，向我透露他的身份。他的家乡在远离太原的一个村庄，听到透水的消息后，他连夜赶到这里，与他随行的还有侄子的母亲和其他亲戚。因为矿区被封锁的原因，他不敢公然在矿井出现，他们在万柏林旁的一个小城落脚。我们捎上他向小城进发，渴望见到死者的母亲。期间有一辆车一度跟着我们行驶了一大段，不紧不慢，形同鬼魅。
就在那个小城我见到了这名男子的家人，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十几人，有其他出事矿工的老乡，也有家属。该怎么形容那群人呢，他们全都衣着破旧，带有一种长期身处底层的卑微气质。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长着一张陈丹青说的“受到欺负的脸”。
我见到了那位年轻矿工的母亲，她羞怯地躲在一边，不敢面对我的镜头，与我们沟通的任务全部交给了那个被称为叔叔的男人。他属于能说会道的那种人，在中国的乡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人物。他们相对有些见识和口头表达能力，每当有事情发生，就会成为其他木讷的庄稼汉子可以依赖的精神领袖。
当我提出要采访时，他被那些家属们推举出做代表。
那天，就在那座小城的街道上，他面对着摄像镜头，回答我的问题，旁边是不断聚拢过来看热闹的当地人。在一片人丛围绕中，我们处于众人注视的中心。这场景非常荒诞，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死者的叔叔告诉我，他们是从邻村一个同样在煤矿打工的村民处得知出事的消息，那个矿工因为出事当天没有下井而躲过一劫，大难不死的他返回家乡休养，也带去了死亡的消息。但除去从矿工处得到的信息，这些遇难者的家属们出事后却没有获得任何官方的通报。
我问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时，他诺诺地说，总要给我们赔偿吧，一丝狡黠的光闪过眼眸。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此行的目的。他的身上带有他们那个阶层生存的智慧，那是长期在底层磨炼出的生存技能。后来我报道了更多的矿难新闻，也更加了解了这个群体。每当出现矿难事故，家族中会有类似头人来讨要赔偿，但往往最直系的亲属却分到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