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大约是2007年春夏之时，亚研所突然不行了，面临垮台的境地。原来，亚研所一位起决定性作用的高管突然不辞而别，亚研所里的一个朋友称这名高管“留下一封信就走了”，“我们勉强维持基本的运转”。有记者甚至耸人听闻地称这位高管席卷所有的赞助资金走了。当然，这也无法证实。不过，如今亚研所又“活”了过来，又组织了一些与台湾相关的活动。
我在欧洲时，反恐是一个重大主题，为此我多次采访一个研究安全与反恐问题的智库。这位智库的负责人是一位法国人，军方出身，曾在法国国防部任职，如今手下有七八十号人马。这位负责人立场激进，认为对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采访时间长了发现其几乎没什么学术理论基础，尽管他宣称其研究所人才济济，但我怀疑若没有外来大笔资金支持，该智库靠出几个研究报告能否养活自己真是个问题。
以色列人以善于游说出名。在布鲁塞尔时，我看到报道称以色列将游说的重点从美国转移到欧洲，因为欧洲有许多人对巴勒斯坦持同情态度。我开始还不信，2005年上半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名为跨大西洋研究所（Transatlantic Institute）的智库的电话，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关于“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的研讨会。组织者安排我是正方，持“支持”立场，还有一位英国学者是反方，反对解禁。后来一打听，这个智库是以色列人办的。朋友开玩笑说，“手伸得够长的”。
工商业的游说活动牵涉到“真金白银”，因而更为庞大，更为隐秘。我曾见过一个反游说组织的网站，详细介绍了各大工业、商业行业协会在布鲁塞尔的分布情况，大都设在欧盟总部周围的办公楼上，就在我家旁边，但我却从来没注意到。原因很简单，这些组织很少在楼外挂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