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担心的“乱子”，完全是杞人忧天。从没听说过学生为去图书馆抢位置发生过争吵。何况现在还增加了一幢楼。现在的灯光很明亮，位置也常常空出来许多。
这些话，还是不对他说的好。
我觉得，他是把自己锁在过去的。他以这种方式来延长自己的岁月。
一些人，比如我爷爷，是不停地展望未来，追随潮流和年轻人的生活观，以此把岁月加长；更多的人，就跟李教授一样，从出生到中年，让时间之水朝身后哗哗流淌，进入老年后，便转过身，去寻找旧时的足迹。这时候是溯水而行，因此寻找起来格外艰难，许多人没来得及把足印找全，就没有那个时间了，只能支使从肉身逃走的灵魂，去完成肉身未竟的使命。
前年春天，我有一段假期，便陪芸秋去秦岭写生，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睡到后半夜，听到伙房里发出嗒、嗒两声响，接着女主人咋咋呼呼地把男主人推醒：起来，去镇上买火炮，我外婆走了！次日上午9点多钟，果然有人来报信，说老太婆昨天晚上去世了。我问女主人：你怎么听到嗒嗒两声，就知道是你外婆去世了？女主人说：那是我外婆收脚迹来了。人死之前，都要收脚迹，生前去过哪里，死的时候要去全部收回。我外婆走路爱拖着后跟，脚步声跟别人的不同，所以我听得出来。
人，终归不会在世上白走一遭。但秦岭乡民的生死观，依然让我感到惊悚。人走着两条路：向前走，向后走——其实是同一条路，只不过变了方向。但某些岔道，我们走过一次，就绝不可能去第二次，而且把它忘记了；但灵魂没有忘记，要把脚印全都收回来。灵魂是多么辛苦。
收回来干什么呢？是交给他人，还是自己保管？
我应该问问那个女主人，她一定会给我答案，可当时我没想起问她。
我在梦中昏迷了三年多，之所以没死，是因为我没想起去收自己的脚印？
这么说来，我之所以生，是因为我的疏忽和怠惰。
李教授今天的情绪似乎很低落，问了图书馆的事，就不想再说什么话了，我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他也只是“嗯、嗯”地应，明显心不在焉。尽管离铁定的半小时还有十分钟，我也只好告辞。
安伯母没想到我这么早离开，在里屋没有出来。
午后的校园空旷得很，安静得很。我所在的位置，是老校区，每一棵树，每一棵草，每一幢楼房，都给人垂暮的印象。一旦走入明月河对岸的新校区，那些新植的草坪和不及拳头粗的小树，散发出的蓬勃朝气就扑面而来。可是又叫人无法忍受它的稚嫩。那是糊涂的青春。所谓青春无敌，是因为青春糊涂。很少有人不是把青春浪费掉的，因为青春时的心灵，受着肉体的支配。
于是有人说，人只有在走人生回头路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幸福。
真是这样吗？在这静谧得近乎虚幻的午后，我很怀疑。老实说，我害怕那一天的到来，我害怕我正起了床，洗过脸，迎着初升的太阳出门的时候，耳朵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你回去吧！”
这个声音不一定非到老年才会响起。
我觉得，大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声音了。
安伯母同样如此。
他们彼此不能谅解，是由于两人在原点相遇了。
他们分手后经历了这么长的岁月，但这段岁月对他们无效。
安伯母再没像那年一样说别人都听不懂的话，更没写信去烧，但每年的8月初到8月中旬，她照例地焦躁不安，甚至暴烈。去年8月6日，我去拜访李教授，简直把我吓坏了。
我跟李教授谈话的时候，安伯母坐在客厅至卧室的过道上——大门没关，过道上可以吹到凉风，那只白猫又往她身上跳，她嗔怪说：
“这么热的！”
却主动把猫抱上了膝盖。然后她坐在那里，脖子耷拉着，像是进入了午休状态。
我跟李教授继续谈话。我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二战，尤其是抗日战争。我研究的重心已经转到重庆大轰炸，我希望李教授给我讲述大轰炸的细节，但不知他是有意回避，还是缺乏描述细节的才能，一接触到细节的时候，就干巴巴的，迅速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