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洋日记(14日)(3)

我发现重庆的老辈人都这样,比如我岳父,就从不说大轰炸的细节,甚至提都不提那件事。他脸上那些小黑坑儿,是轰炸期间被弹药扑的,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姑姑,都在当年死于非命,但他从没说过,还是芸秋告诉我的,并且告诫我别在她父亲面前提起。他们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幽灵。

安伯母心里的幽灵,很可能更加难以捉摸……自从那次我跟她在河堤上说了文德茶馆和我大伯,之后就没再说更多的话了。尽管我好多次在明月河碰见她,也明显感觉到她有说的欲望,每次我把话头提起,她的眼神都会像通电的钨丝,可紧跟着,电就断了,暗下来了。她只亮那么一下。她的欲望或许是在别处,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校园扩建、石拱桥那边的庄稼地变成高楼之后,她连明月河也少去了,要是我不去她家,碰见她也难,更别说听她谈大轰炸。

在现实中,我听到寂静的洪钟大鼓。

在历史面前,我听到震耳欲聋的寂静。

——接着说去年8月6日那天的事。我跟李教授摆谈了二十多分钟,我都准备离开了,安伯母突然站起身,眼光发直,把猫举起来,朝地上掼去。猫惨叫一声,向门外奔逃。

幸亏她没有力气,不然猫就被摔死了。

李教授推我,说小黄你走吧,她这怪毛病每年到这时节都会发作的。

我心情沉重,也倍感羞惭……我至今无法想象大伯曾经给予了她怎样的伤害。

还没等我离开,安伯母的眼光就变软了,仿佛想起什么似的,惊惶失措地起身去找她的猫。

猫并没跑远,就在门外,朝着她声声叫唤,每一声都拖得很长,大半都是颤音。

她弯腰把猫抱起来,将猫头贴在自己脸上,进了里屋。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记。今天把它记下来,是为了提醒自己:债务是赖不掉的,我要替父辈还债。

人在死亡之前(或在死亡的同时),放出灵魂去收回脚迹,是希望谁也找不到他,就子子孙孙地赖掉那笔债务吗?

——但是我不能赖掉!

还有两件事没记。

第一件,芸秋从画院辞了职。

这家伙!

她并没跟我商量。我并不怪她。画院分配给她的事务,大多无聊,比如召集数十名小青年,让她开培训班,这本是好事,可学员都由领导定夺,对美术缺乏虔敬,也缺乏志向,只不过领导去了他们的山头,他们吆五喝六地招待得特别起劲儿。他们只是希望从某项职业中获得好处,并不把学习当回事,每天上课,能来一半人就不错了,来的这一半,也是眼珠发红,满口酒气,听几句话,就扑在桌上打瞌睡,或者摸出手机发短信、玩游戏。芸秋出门写生,往往前脚走,单位的电话后脚就跟来,叫她赶快回去,说有要事,而所谓的要事,无非是装模作样地让她参加某个会议。在双江潮画院,只有她才是拿得出手的画家,就把她当桩子一样立着;也仅仅是根桩子,要建言献策,没人理你。画院听上去是个专业机构,其实早就成了衙门,里面呈现出的生态,跟大大小小的衙门毫无二致。

偶尔,芸秋隔那么些天再去单位,会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每个故事都不新鲜,都离不开“争权夺利”四个字。好像画院之所以存在,就是让少数几个人争权夺利的。再养上几十号闲人,“战”时拉帮成派,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帮凶,闲时将“战”时的故事传来传去,并热烈地期待着下一次风暴。这是芸秋最感厌恶的。

她早就应该辞职,耗在那里,浪费她的才华。她说,对美术的戕害有三,一是穷,二是忙,三是漠不关心。我们一直就不算穷,现在更是,她的《雾三峡》、《阆中瓦歌》、《重庆的天》、《开花的声音》等作品,都在香港拍出了极高的价钱,而且有不少收藏家向她订货。忙倒是有些忙的。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忙,不叫忙,为不喜欢的事情忙才叫忙,她经常做不喜欢的事。但她最提防的,还是漠不关心。画院里的那帮子,谁在关心艺术?芸秋不是神仙,在里面泡久了,难免不被浸染。

然而,如果她事先跟我商量,我依然会劝她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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