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重庆的老辈人都这样，比如我岳父，就从不说大轰炸的细节，甚至提都不提那件事。他脸上那些小黑坑儿，是轰炸期间被弹药扑的，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姑姑，都在当年死于非命，但他从没说过，还是芸秋告诉我的，并且告诫我别在她父亲面前提起。他们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幽灵。
安伯母心里的幽灵，很可能更加难以捉摸……自从那次我跟她在河堤上说了文德茶馆和我大伯，之后就没再说更多的话了。尽管我好多次在明月河碰见她，也明显感觉到她有说的欲望，每次我把话头提起，她的眼神都会像通电的钨丝，可紧跟着，电就断了，暗下来了。她只亮那么一下。她的欲望或许是在别处，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校园扩建、石拱桥那边的庄稼地变成高楼之后，她连明月河也少去了，要是我不去她家，碰见她也难，更别说听她谈大轰炸。
在现实中，我听到寂静的洪钟大鼓。
在历史面前，我听到震耳欲聋的寂静。
——接着说去年8月6日那天的事。我跟李教授摆谈了二十多分钟，我都准备离开了，安伯母突然站起身，眼光发直，把猫举起来，朝地上掼去。猫惨叫一声，向门外奔逃。
幸亏她没有力气，不然猫就被摔死了。
李教授推我，说小黄你走吧，她这怪毛病每年到这时节都会发作的。
我心情沉重，也倍感羞惭……我至今无法想象大伯曾经给予了她怎样的伤害。
还没等我离开，安伯母的眼光就变软了，仿佛想起什么似的，惊惶失措地起身去找她的猫。
猫并没跑远，就在门外，朝着她声声叫唤，每一声都拖得很长，大半都是颤音。
她弯腰把猫抱起来，将猫头贴在自己脸上，进了里屋。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记。今天把它记下来，是为了提醒自己：债务是赖不掉的，我要替父辈还债。
人在死亡之前（或在死亡的同时），放出灵魂去收回脚迹，是希望谁也找不到他，就子子孙孙地赖掉那笔债务吗？
——但是我不能赖掉！
还有两件事没记。
第一件，芸秋从画院辞了职。
这家伙！
她并没跟我商量。我并不怪她。画院分配给她的事务，大多无聊，比如召集数十名小青年，让她开培训班，这本是好事，可学员都由领导定夺，对美术缺乏虔敬，也缺乏志向，只不过领导去了他们的山头，他们吆五喝六地招待得特别起劲儿。他们只是希望从某项职业中获得好处，并不把学习当回事，每天上课，能来一半人就不错了，来的这一半，也是眼珠发红，满口酒气，听几句话，就扑在桌上打瞌睡，或者摸出手机发短信、玩游戏。芸秋出门写生，往往前脚走，单位的电话后脚就跟来，叫她赶快回去，说有要事，而所谓的要事，无非是装模作样地让她参加某个会议。在双江潮画院，只有她才是拿得出手的画家，就把她当桩子一样立着；也仅仅是根桩子，要建言献策，没人理你。画院听上去是个专业机构，其实早就成了衙门，里面呈现出的生态，跟大大小小的衙门毫无二致。
偶尔，芸秋隔那么些天再去单位，会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每个故事都不新鲜，都离不开“争权夺利”四个字。好像画院之所以存在，就是让少数几个人争权夺利的。再养上几十号闲人，“战”时拉帮成派，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帮凶，闲时将“战”时的故事传来传去，并热烈地期待着下一次风暴。这是芸秋最感厌恶的。
她早就应该辞职，耗在那里，浪费她的才华。她说，对美术的戕害有三，一是穷，二是忙，三是漠不关心。我们一直就不算穷，现在更是，她的《雾三峡》、《阆中瓦歌》、《重庆的天》、《开花的声音》等作品，都在香港拍出了极高的价钱，而且有不少收藏家向她订货。忙倒是有些忙的。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忙，不叫忙，为不喜欢的事情忙才叫忙，她经常做不喜欢的事。但她最提防的，还是漠不关心。画院里的那帮子，谁在关心艺术？芸秋不是神仙，在里面泡久了，难免不被浸染。
然而，如果她事先跟我商量，我依然会劝她三思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