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洋日记(14日)(1)

昨夜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睡了过去。

我睡的时候是1975年,醒来时是1979年。有个高高大大的护士来为我打针,仿佛我先在别的楼层,现在搬到了二楼,护士还在楼道那边,就高声问:“在二楼啊?”她用的针头又粗又长,扎在我的肘弯处,扎几次扎不进去,有药水流出来。那种情形和痛感,现在也十分清晰。

当得知自己睡了三年多,我便问爷爷、大伯和父母,接着问芸秋、晶晶和岳父母——那时候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他们?而且我还问了李教授和安伯母呢。他们都好好的,我才想到自己。三年多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空缺,我就像一幢楼,没修6楼7楼8楼,就到9楼了。我觉得自己很空,很不真实,觉得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没法与人相处,因为有一千多个日子,我没跟他们一同度过,也没读过一本书,没写过一篇文章,我在这段时间死去了,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当我从“梦中梦”里醒来,好像才明白真的发生了很多事。

学校升级了,也扩建了,将明月河对岸的大片农田购买过来,还合并了周边两所学校,不足五百亩的校园,变成了二千多亩;不仅如此,还在万县设了分校,分校又是七八百亩。我刚调到重庆的时候,学院的学生不满三千,现在光本部就有三万余。学校热闹起来了,由小讲堂变成了大社会。

我没想到李教授还会关心学校的扩建,若干年前,他是学校的一块招牌,不知从哪天开始,反正是很早很早以前,就不需要这块招牌了,他成了这校园里的多余人,所谓多余人,不是多出来需要清理掉的人,而是有他无多无他无少的人,大概相当于路边的一颗石子儿吧。人人都对那颗石子儿视而不见,可石子儿自己说话了。今天中午我去他家,他问到学校的扩建,特别问到图书馆。

当年,主要是由他确定了图书馆的位置。

他说:“图书馆建在哪里的?”

我告诉他,还是在原址上,只是多出了一幢大楼。

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扶您去看看吧?”

他又摇头了。他说等我需要借书的时候再说,现在用不着。而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好像就没去图书馆借过书。更没有买过。他就把自己的残书反复阅读,在页边上写满了批注。

“我就是担心图书馆搬到中心地带去了,”他说,“那不行,那会闹出乱子。”

我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以前的图书馆像座碉堡,守住学校的北疆。李教授等一批初创者,差不多都是逃难过来的,逃了千里万里,才逃到重庆,若重庆不保,还要接着逃,因此,距离在他们那里跟别人不一样。把图书馆修到边缘,离中心区域是远了些,但走十多二十分钟路,能叫远吗?就算远一点也有好处:同时涌进去抢位置的人相对少些,摩擦也会跟着少些。

抗战期间的大学生,为去图书馆抢位置,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图书馆灯光昏暗,书本纸张又多为乐山产的嘉乐纸,红的绿的,比糖果纸还粗糙,印刷又坏,字迹模糊,唯坐在灯泡底下才能勉强看清。所以,抢位置也就是抢灯光。那时候的学生,一直都在抢灯光。傍晚时分,馆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不知情者,还以为是抢购电影票;门一开就涌进去,分头朝灯光下跑,笔记本挤烂了,笔挤丢了,手指挤破了……但还顾不了这些,占了位置,立即又去抢书,特别是老师指定的参考书。后来,图书馆顶棚被日机炸毁,学生照样去抢位置;电路损坏,一时修不好,电灯换成了瓦灯,显得越发昏暗了……

李教授以为图书馆没搬地址,就依然在校区边缘。他根本不理解扩建的规模。或许是不愿意去理解。当年,有人提议扩建中央大学,遭到一批教授和专家的强烈反对,说大学的“大”,是“精”的意思。反对者中,就有李教授。他不知道现在的图书馆虽然没搬,但差不多是在学校中心了。大学是三面观音,名教授是一张面孔,图书馆是一张面孔,教学和科研成果是一张面孔,既然图书馆这么重要,而且又是在另两张面孔缺失的情况下,怎么能修到角落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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