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同他对自己著作的评价，他就进一步给我解释，说那种研究方法太腐朽，笔下的历史，是胜和败的历史，胜败双方都拿着把算盘，算盘上挂着几串数字：耗费多少财力，损失多少物资，伤亡多少军民，杀死多少敌人，抓获多少俘虏……好像历史就是由这些数字组成的。
那些数字仿佛描述了所有的事物，其实是抹掉了所有的事物，成了禁锢人的白色监狱。我们看到的，只有那片又厚又冷的白，没有血色，类同尸体。而历史应该是温热的，它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也只能通过局部去关照整体。我们说死了一个人，能感觉到死者的血怎样慢慢流尽，体温怎样慢慢变凉；死了多个，感觉就没那么清晰了；死了一百万、一千万乃至几千万呢？这就需要学习一定的知识，动用加减乘除甚至借用计算器，才能算得明白，因而变得与生命本身无关。
人类的竞争，也就不是生命质量的竞争，而是对数字的竞争。
如果真是这样，对历史的考证和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他决心“洗心革面”，把历史做活。
怎样才能把历史做活呢？
——从个体出发，走向个体。
他的家族中，就有那样一个现成的个体。
我刚才说到他的曾祖父，他曾祖父黄明焕，在中央大学是跟宗白华等人齐名的，只不过宗白华研究的是哲学，黄明焕研究的是国学，他著的《楚辞问答》、《黄明焕说词》、《〈红楼梦〉十论》，都是相关领域的经典性著作。而且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能一字不差地背诵《红楼梦》，还能背诵《神曲》。
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奇才，却在1938年春天死于日患。
当时，中央大学已从南京西迁重庆，黄教授因中风未能成行，南京城陷，他和夫人住进了难民区。几十天后，五个日本兵在一个少佐的率领下，闯入了他的难民区住所。黄教授目不斜视，凛然正坐，击杖而歌（关于他的事迹，中大校史有专章记载，可惜没把他击杖而歌的内容记录下来）。
日本兵小看软骨头，却也见不得硬骨头，逼近教授，拔刀欲砍。
站在教授身后的夫人——此前她在给丈夫剪头——挺身上前，说：
“他是老病之人，你们是武士，如要杀人，就杀我吧！”
日本兵似被镇住，收起刀，走了。
他们离去的声音叮当作响，像全身都是由铁器组成的。
可仅仅过去两分钟，几个人又回来了。回来干啥，这还用问吗？
是少佐亲自下的手，军刀把教授的头颅和身躯分开时，刀片还银子般雪亮。
但他们留下了教授夫人。
半年过后，夫人成了南京街头著名的疯婆子：她长天白日拿着把剪刀，要去找日军拼命。那时候，她已枯瘦如柴，真正的弱不禁风。日本兵见到她就笑，某些家伙还把胸膛顶上去，一边比划，一边用蹩脚的中文对她说：“你的，刺！”自从丈夫惨死，这个身量本来就不高的老太婆，直往地底下长，越变越矮，日本兵蹲着马步，让她能够着自己的胸膛。于是她果然就刺了，却不是用刀尖，而是用刀把。日本兵直摇头，帮她把剪刀掉转方向。眼看她就要使力，她却哭起来，然后转身走开。
每次都这样。
那年冬天，南京城出奇的冷，冷空气一趟跟一趟的，日日夜夜，没完没了，从北到南地穿城而过。到腊月中旬，开始下雪。有个幸存者的回忆录描写过那年的雪，说雪花在空中呈浅灰色，落到地上即刻变白，像是嫌弃大地不够白，才不得不把自己变白。白得苍苍茫茫。谁都不愿出动，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但教授夫人，也就是那个疯婆子出动了，她衣不蔽体，在荒原似的街道上，犁着雪尘艰难行走，只要倒下去，就老半天也起不来，都以为她死了，可走近一看，她的身体在蠕动，握在手里的拐杖（丈夫生前用过的），在慢慢直立，她也跟着直立起来，又朝日军营部靠近。
旧历腊月二十三日中午，一个常常取笑她的日本兵，见她倒下之后，迈着大步走过去，别过头，顶着她的后脑开了一枪。枪声沉闷而萧索，还没响开十米远，就被冻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