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语气笔调，很值得玩味。“置章君受贿一节不问”，是不是意味着流言不值一提？但是章士钊希望翁敬棠说清楚，不说等于自己还是怀疑对象。检察官“情虚畏罪”，移居天津，也可能担心北京不安全，有可能招致报复。“谏官检吏”如此虚怯，究其原因，不外政府内部有派系之争，外有不归执政府指挥的警备司令部，以致法吏没有权威，躲来躲去。《甲寅周刊》这篇时评是二十年代中期北京失治的形象写照。
翁敬棠对金案提出检举是在10月3日，认为外长沈瑞麟、财长李思浩应为损失国库八千万元负责。时评短文应该作于此后两三天之内。但是事态的发展立即对章士钊不利：“翁敬棠为本身安全起见，即日离京赴津，7日又在天津再提出检举章士钊，谓其在司法总长任内，对金案有共犯嫌疑。……北京政府司法部一面于10月17日训令京师高等检察厅依法办理，一面于12月3日，准李思浩辞职。十五年3月6日，北京高等检察厅宣告金案不予起诉。此案表面上是法律问题，而实际则是私争、政争。翁敬棠受人运动，亦系难免。”
李思浩辞职后，继其位的是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时的财长陈锦涛。章士钊还想政府出来主持公道，又致书新任财长谈金案，敦促查明案中的贪渎。此信在《甲寅周刊》第1卷第23号（1925年12月13日）刊出。
查此案之原委，弟不甚明。就中损失国库之至何度？理财非弟专司，亦莫能言。其终展转出于必办之一途，尤非弟所决策，惟政府以为必办矣。据财政总长之阁席报告，依常识之所能至，认为利多而害少，则既同僚为国务员，无拒不负责理，交法部审查者，亦共同负责形式之别见者耳。以政情言，固未见不审查则责轻，审查而责特重也。世人不解此意，亦即不必覼缕，此而获罪，弟固无说。
段祺瑞政府已经决定必须与法国签约（“必办”），司法部只是贯彻上峰的精神，办或不办，并无责任轻重之分。接下来章士钊再提社会上关于他分赃的流言（巨额赃款从三万到三十万不等），发誓只要有“一文之苟”就情愿伏法。下面他以“大言欺世”的“文士”暗指以金案自肥的阴谋家：
弟谓赃不问大小，有赃必办。若云弟乎，微论大数如前所举也，只须有一文之苟，仰即论杀无赦。他犯尚许以情节之重轻，量为进退。何也？以弟文士，号识理道，臧否人伦，平日不惜以大言欺世，其罪自应加人一等也。今夏六月间，弟曾自行举发，由执政批交总检察厅，如法侦查，该厅迄无所公布。今兄长部，凡金法郎案之真实利弊如何？积存关余一千零三十万之支用如何？一年间部账出入之可以舞弊者如何？以及中法实业银行远东存户之实况如何？皆有权一一勾稽而布达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