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章士钊曾经上书段祺瑞，检举金案。他不敢揭发为法国谋利益的涉案人士，名义上是“自劾”，即自请查办。民国年间没有秘密可言，章士钊身为部长，没有人身安全，此举有很大风险。呈文段祺瑞的时间，据他自己回忆是在1925年六七月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约在4月上旬，财政总长李思浩在国务会议上声称，因有某公民为金法郎案控告经手大员，现在中法协定已修改完毕，呈请段祺瑞将协定交付司法部审查。必须说明，李思浩通过段祺瑞转司法部审查的是中法协定的条文，他并不是想请司法部就指控是否属实展开司法调查（这应在检察厅职权之内）。结果中法协定全文就到了章士钊手中，经核覆后再呈段祺瑞。为什么需要这一手续？章士钊是否在国务会议上流露出对协定有所保留的意思？财政部不是司法部的下属，请司法部审查中法协定，是为了防止差错，请专家把关，还是拉司法部共同承担责任？是出于谨慎，还是机谋？笔者以为李思浩未必有恶意，但是章士钊就此经手金案了，从后果而言，于他非常不利——他送给既有或潜在的对手一张打击他的王牌。当月14日，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教育界有的派系不快，再说他一些举措立即引起争议。而且，教育部此刻又走向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对立面：法国退还款中用于教育的部分，教育部是否有权力动用？假如李石曾需要扫除“异己”，那么章士钊自然名列首位。就在这段时期，关于他得贿的流言纷起。章士钊在呈文中自谓：
倘彼时钊以事非主管，诿而不为，此诚滑吏之恒情，而士钊则以为与辅佐执政，协恭同寅之义未合，硁硁愚忠，罔识其他。此中法协定全文由本部核覆之大概情形也。讵料协定公布之后，浮议渐起，谓此案为利薮所在，通国皆知，司法部不应无所图利，而漫干预职权以外之事，是必与财政部狼狈为奸，朋分赃款，于是言本部分五十万者有之，分三十万者有之，至十余数万万元亦有之……盃蛇市虎，道路竞传。
章士钊不能默认，故而“以法自绳”，希望总检察厅检察长查阅有关账目，并且调查金案受贿流言。他还要求“将此呈发与财政总长李思浩阅看，以资接洽”。李思浩和他的朋友们读到这篇呈文，很不舒服，因为章士钊自信清白，“自劾”的真正动机是要求政府查办其他涉案人物。章士钊身为司法总长，有此请求，其意义就非路人可比，必为金案私下得利者深深痛恨。
几个月过去了，调查取得进展。《甲寅周刊》第1卷第13号（1925年10月10日）“时评”栏刊出“质”的短文，章士钊别名“民质”，应该是他的手笔。质还有质问的意思：
本年7月，前法长章君，因金法郎谣诼纷纭，词连司法部及章君本人，以谓该部审查是案，所下稳妥无疵四字，乃重金买来，而重金又悉为章君流用，未入部账等语。章君当即呈请执政，自行检举，结果由总检察厅依法办理。承办者检察官翁敬棠即为一人，此案情也。事逾数月，该检察官于检查财法两部出入簿记，及北京各银行有无与章君往来账目，及其存支之数如何。曾一一应有尽有而钩稽之，然迄无一字呈报。本案中章君是否受贿之重要节目，世莫得知。数日前，该检察官忽分呈司法总长及总检察长，将论点完全变更，置章君受贿一节不问，而尽情攻击外、财两长，援引刑律第一百八条之外患罪，指为有故意不利中华民国之行为。全篇论调，纯是政治意味，与新闻论说相同。且于递呈之先，阴将眷属移往天津，呈发而己亦随往，显有情虚畏罪之迹。夫在昔中人之主，不戮谏官；共和自由之邦，宁伤检吏？如此虚怯，其别有情节可知。且“不利”之云，焉有不移界说？所谓“故意“，周内抑又何难？政争阴谋，人至傀儡法吏以逞其志。君子不禁为司法独立痛惜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