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对苏俄的看法并不是凭空想象，他曾经去过苏联，在《欧游漫录》里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可以说，他洞穿了俄国共产主义的真相。在拜谒过列宁的遗体之后，徐志摩又这样记录自己的心情：“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生前成功是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对待俄国的革命和共产主义，徐志摩悲观地认为：“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了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想设了一个革命的姿态，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这是迂执，这是书呆。”对于同样去过苏联的胡适所称许的俄国教育，徐志摩提出了极为尖锐的反对意见，认为胡适眼中的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 “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时隔近百年的历史，苏联解体也已有二十年，历史证明了徐志摩眼光的准确。只是让人惋惜的是，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洪流并没有因为一两个这样的声音而改变方向，俄国式的革命在中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了。徐志摩在那个时代里不是强音，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暗弱的忧虑。我们不敢说，他的政治眼光在胡适和鲁迅等人之上，但是我们记录下他曾经的声音，这有助于让我们重新审视上世纪那百年的历史，如果你肯承认那段思想史上有他这昙花一现的惊艳一笔，这就够了。
徐志摩在北京这段办《晨报副刊》的时光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光辉的一段日子，他实现了在接手之初的愿望：“不能制止我看了这时候国内思想界萎瘪现象的愤懑与羞恶，我要一把抓住这时代的脑袋，问他要一点真思想的精神给我看看。”当然，在文学上他也毫不懈怠，为了探讨新体格律诗和国剧运动，他专门办了几期专号取名《诗镌》《剧刊》。《晨报副刊》让新月社的这一拨人有了表达自我的地方，他们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了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以及批判社会的实力与勇气。可以说，是《晨报副刊》让新月的势力强大了起来，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笔。
非常可惜的是，在那个年月，时局动荡，徐志摩没能在《晨报副刊》坚持下去。他和陆小曼结婚之后二人就南下硖石，回到了徐志摩的老家生活。继而，由于战争的影响，硖石成了战线的中心，徐志摩和陆小曼在惊恐中逃出了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