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6年末到1927年年初，这对新婚中的夫妇来到了十里洋场——上海。这位诗人走入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人生中最为黑暗的几年。徐志摩并不喜欢上海，他内心还有一种期望，就是和他的女神——陆小曼去国外读书。欧洲一向是他的精神家园。可是，这个期望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一是他家当时受战争的影响，生意大不如以前，不可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供他们出国，而他自己又筹措不到足够的旅费，虽然老朋友恩厚之给他汇了二百五十英镑，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二是他的娇妻陆小曼身体一直不大好，而且生性懒散，不愿意长途旅行。所以，这点心思只能掐灭了。那么，只好暂时留在这了，但是这也并非什么好法子，因为首先在上海依靠什么度日就是个问题。
幸好，他接到了上海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聘书，算是暂时找到了着落，就这么将就在上海住下了。不过让他安慰的是，因为北伐战争的原因，北京学界的朋友也纷纷离开了那里，来到了上海避难。大家从北京来到上海，自然还是要有一番作为的。他们决定开办新月书店。新月书店办成之后，徐志摩就出版了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巴黎的鳞爪》，第二年又出版了散文集《自剖》。可惜，由于鲁迅不喜欢新月社，出言讥讽，又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的原因，对新月派及新月书店的评价都很低，所以“新月”一直处于反面的地位，现在是我们重新评价他们的时候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新月书店的出版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它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百余种专著和翻译作品，不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中国出版史上都是值得一书的。新月书店的开办意味着新月社进入了他的后期，但也是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支撑这种光彩夺目只依靠一个书店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一个像《晨报副刊》那样时效性比较强的报刊来作为一个阵地。《新月》杂志就随之应运而生了。徐志摩在创刊时写道：“我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新月》杂志的开办并不顺利，这个由新月社自己来办的杂志反而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来，对于办《新月》杂志，他们中间暗暗产生了两种思潮，一种以闻一多为代表，想把《新月》办成一个文艺杂志，用来讨论文学；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人想把它办成一个政治阵地，作为发表自己对政治看法的一个喉舌。意见不统一自然会产生矛盾。新月社里的人本来都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且个个都是学富五车的大知识分子，谁也不服谁，他们渴望民主化，不要设立固定的社长和编辑，而是轮流坐庄。本来确认的社长是胡适，编辑是徐志摩。这种想法一提出来，自然是针对他俩的，徐志摩倒没有什么，表示从善如流，同意这个意见；但是胡适觉得心里不舒服，认为大家合得来就在一起共事，合不来干脆拉到，于是提出请辞，不做这个社长了，索性连新月书店的事务也不参与了。徐志摩收到请辞信后大吃一惊，但是一方面他把信藏了起来，以免激化矛盾；另一方面，他说服了胡适收回这个想法，把这件事压了下去。《新月》杂志办了下去，并且确实按照轮流坐庄担任主编的方法执行。这次小矛盾虽然导致了一些不愉快，但是并没有导致他们之间产生什么大的裂痕。新月社之间的矛盾和当时的左翼文学社团比起来，实在是要“和谐”很多，左翼中文人的掐架都有你死我活我的态势，而且一旦发生争执，必将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还要留待给后人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