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旁听生
杨绛不愿“做人质”，几经考量，只能当牛津的旁听生。
新学期开始，钱锺书领了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杨绛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钱锺书穿过的这件黑布背心，杨绛一直珍藏，屡经战乱炮火，流离迁徙，六七十年后竟完整如昔。
这之后，杨绛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席上听讲。杨绛上的课，钱锺书都不上，他有自己的必修课。
课下，杨绛到大学图书馆自学。
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即牛津大学总图书馆，钱锺书译为“饱蠹楼”，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饱蠹楼”古老而恢弘，宛若城堡的建筑透着沧桑和神秘，其丰富的图书资料更让学子大过书瘾、流连忘返。“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这一学年，该是我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说无忧无虑。锺书不像我那么苦苦地想家。
旁听生没作业，不写论文，不考试，能自由支配时间。杨绛正处于人生激烈动荡时期，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正好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图书馆读书上，扩充自己的精神版图。
“饱蠹”
牛津大学总图书馆藏书五百万册、手稿六万卷。两人在这里埋头用功，确像书虫那样“饱食”，也由此脱离精神偏执的桎梏，趁机回溯本源。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向来不外借。临窗有一排单人书桌，杨绛就占据一张桌子，自己从架上取书来读。没读完的书留在桌上，下次来接着读。读书的学生不多，环境非常清静，杨绛的心态也平和宁静。她订了一个计划，英国文学从乔叟开始，一个一个经典作家按照文学史上的顺序往下读。主要作品一部一部从头到尾细读。除了读原著外，也读有关的评论。
图书馆的经典作品以18世纪为界，限于18世纪和18世纪以前。据说这样规定是因为他们认为19世纪的文学作品算不上经典。学子们不仅要从希腊拉丁源泉中吸取细腻或雄健之风，还要从但丁等人身上吸取波涛汹涌的风格。
“但19世纪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等大家，在我们心目中都是经典。”杨绛说，“20世纪的作者比19世纪多，越近代，作品越多。这类书都是从牛津市图书馆借的，借到就读，不能按着文学史的先后读了。戏剧、诗、小说，各大家至少看代表作三四部，有的能借到就全看。Bodleian经典作家的评传（馆中也没有后人写的），能借到或买到就读。……
“法国文学也是如此，我们都按文学史先后一个个读。莫里哀（Molière）的戏剧差不多全读过。我最不喜欢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不自然，但其他作品比此书可读。也读两三本小作家的书，如普来佛（L’abbé Prévost）的《拉康特》（Manon Lescout）、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的作品等，轻松，但少分量。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自传《忏悔录》，至今未能读完，太脏。他的《新爱洛绮丝》《爱弥儿》等都读过。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不甚喜欢，也读了不少。左拉（Emile Zola）也读了好几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