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 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
杨绛的“天眼”，大概就是这样被父亲的手指叩开的。
老一辈知识分子家庭极为古典蕴藉的文化涵养，以及父亲所给的开明教育，不啻一股细细微风，使杨绛慢慢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杨绛对中国文化精神天然地有着深刻认同。这种认同，奠定了她一生为人为文的基础，这也是进一步理解杨绛的一把钥匙。
维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
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辞职回上海，操律师业。
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杨荫杭不规规矩矩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他就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果真灵动而富风采。杨荫杭就成了“名”律师。其特立独行之风与“魏晋风神”何异？！
1913年杨荫杭再得张謇推荐，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因本省人回避本省官职的规定，不久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
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
杨荫杭做高等审判厅长时，坚持司法独立，为了判处一名杀人恶霸死刑，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督军顶牛，被人以“顽固不灵”的罪名告到大总统袁世凯面前，杨荫杭被调任。后来案子发回重审，地方厅长维持原判。他笑着把拳头一攥，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
其实，杨荫杭所谓“最得意的事”也仅限于此，恶霸没被刑杀，只关了几时，后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杨荫杭驾驭不了。杨绛起先不理解，以后每想起父亲因案子坚持原判而一攥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
杨绛称父亲是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在他身上不难找到堂吉诃德的影子。他的基本性格、精神维度和价值取向奠定了杨绛认识世界之观念、方式的基础，启示儿女们追寻向善向上的境界。理解了父亲，也就领会了“疯骑士”堂吉诃德向风车宣战的意义。杨绛在《堂吉诃德?译者序》中分析堂吉诃德“疯病的症结”时，热情地肯定了他身上具有的“舍生拼死”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