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夜晚，袁文道的心就会痛苦地紧紧收缩起来。他常常半夜从梦中惊醒，惊疑而悲戚地大喊大叫着：“伊尔莎，伊尔莎！”接着泪珠成串地滴落下来。袁文道总觉得伊尔莎的逝去是一场噩梦，他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
我能感觉痛苦之神在袁文道心灵深处“安居乐业”了，在不妨碍其他生理机能情况下，尽其职责，宛如体内固有器官，或像灵魂的基本力量，或似一种经久难愈的病疾，固着在了他的心底上。这种痛苦仿佛使他染上了孤独疯狂症，夜寐不宁，呓语连篇。倘若长此以往，非要他的命不可。
马隆曾对我说，袁文道是由于过度惊吓而导致短暂性精神失常，治疗这种疾病很困难，但不是没有办法。很多这类病人，是在又一次惊吓中恢复常态。我苦笑道，难道再给他找一个妻子，又当着他的面杀死？
三天后，也就是5月4日中午，我们乘坐公共汽车来艾恩德霍芬。那辆“梅赛德斯”牌轿车半路被荷兰军人征用了。
我们来到一个街区。这是一条窄窄的红砖道，两旁的房子大多为陈年古厝，充满了古欧洲的风味。路边矗立着煤气路灯，很少有汽车开进街道，倒是偶尔看见优雅的马车穿梭其间。车夫高高地坐在上面，身披领巾，头戴高帽，让人感觉像走进了遗忘已久的过去。十几个华人小孩脖子上吊着一个木盘，上面放着花生饼，向路人叫卖着：“花生饼……花生饼……好吃的花生饼！”
我在留学时就听过荷兰华侨“花生饼”的故事：荷兰第一代华人移民大都是轮船上的海员，许多人与当地女子结婚生子，在荷兰扎根定居。后来，陆陆续续有中国人移居荷兰，分布在荷兰各地，从事各种低廉报酬的职业。二十年代，由于经济危机，很多华人生存困难，饱受失业和饥饿的煎熬。这时，有一个姓吴的中国人，将一种名叫花生饼的南方美味食品，带到街上叫卖用以换取生活费。一时间，许多困窘的华人纷纷效仿，到了1933年，在阿姆斯特丹走街串巷叫卖“花生饼”的华人，已有200多人，这种美味食品也在荷兰家喻户晓。
街口的“四海楼”看上去生意不错，前来吃饭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外国人。虽然张姝夫妇一再保证李志民是一个正直的人，但碍于汪家昌的教训，我还是决定不直接和他联系，先进餐馆看看人再说。
我们在餐馆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一个二十来岁的中国男子走过来，一身服务员打扮，架着厚厚的眼镜，看样子是打工的留学生。
服务员将菜单递到我的面前，用普通话问：“老乡，要吃点什么？”
远在异国他乡，看见同胞，听见乡音，真是倍感亲切。
“来份炒饭，一份肉汤，给他。”我指了指袁文道，“来杯牛奶和薄饼。”
服务员指着袁文道问：“大哥，他这是怎么了？”
我立刻警惕起来，随口说：“他是我哥哥，出了一次交通事故，人被吓傻了。”
服务员同情地看了看袁文道，转身离去。
不一会儿，服务员将饭菜端了上来，我指着一碗热腾腾的汤面说：“小伙子，我没要汤面啊。”
服务员笑着解释道：“这是我们老板送的。他还叫我转告您，大家都是中国人，在外面混不容易，赶紧给您哥哥找个医生治治。”
我笑了笑：“谢谢你们老板，谢谢！”
望着冒着热气的面汤，我不知道这个李志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万一饭里有毒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将面条推到一边，把牛奶和薄饼递到袁文道面前，说：“瞎子，开饭了。”
袁文道眼睛一亮，拿起杯子，开始慢慢地喝起来。
忽然，餐馆传来一阵怒骂声。只见两个外国男子将盘中的炒饭四处泼洒，客人们尖叫着逃走了。这两人一看就是来滋事的流氓。他们恶狠狠地将盘子砸在地上，其中一个怒吼道：“叫你们老板出来，快点！叫你们老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