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收割大忙的时节，但田野里很少看见人影。阳光暴晒着还没有收割的庄稼地，小鸟在田野上空盘旋，没有一丝风。地里的小麦秆挺立着，垂下麦穗，没人过问。
荷兰政府把希望寄托在英法联军和马其诺防线身上，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盟友的救援，等待外交斡旋的成功，也在等待德国人的到来。但他们永远不知道这种噩梦是早晨来临，还是夜间。他们不知道当中谁会活下来，谁将死去……
对威胁自己的危险，荷兰平民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反应：有些人静静地在教堂祷告，恳求上帝说服恶魔，让险境离去；有些人拎包远去，远离险境；有些人抱头痛哭，不知所措。更多的人的反应是愤怒，他们具有荷兰人特有的个性，在他们看来，一个连大海都能征服的民族，难道还怕一个瘦小的奥地利疯子？他们拿起武器，从各地赶到前线，准备勇敢地迎接敌人的进攻。
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们。这些逃亡的平民们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离开家园，用肩膀扛，或用汽车和马车拉，甚至用手推车和自行车推，带着生平积蓄，牵着子女，茫然地跟随队伍向前行。很多农妇赶着牲畜，导致道路时常被堵塞，很长时间都无法通行。
但有些多嘴好事的人，携带有毒的“病菌”，一路传播给沿途的市民，将恐惧留给他们。
我不止一次听过这种“病毒”：有人说，德国人已经进攻了，他们占领了边境城市。有人说，德国人凶暴残忍，掠夺成性，这些复仇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更有甚者，说他碰见从波兰逃出的人。波兰人说，走在最前面的德国军队，纪律严明，举止得体，就像优雅的绅士。而后面的党卫队士兵，却是一帮无赖和流氓，他们桀骜不驯，酗酒无度，擅长杀人放火，强奸抢劫。
就这样，又有一些人加入逃难的行列，另一些人拒绝接受这些故事。在他们看来，德国人不会变成魔鬼，他们是文明人，和自己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
我想，这里面多少是由于恐惧造成的幻想，多少是事实，人们并不清楚。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纳粹军队已经作好了进攻荷兰的准备，他们的确是恶魔。
这一路，袁文道还算老实，一直规规矩矩地坐在后座上。不知为什么，他似乎觉得自己认识我，我们早已是熟识的老友，他能叫出我的名字，在他的眼中含着某种可以信赖的神情。他嘴里念着妻子的名字，没有说德语，而是用汉语。他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即使吃饭和上厕所也不停下。
休息时，袁文道会弯腰曲背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头抵着墙，曲起双腿，身子蜷缩得很奇怪，弯着双臂紧抱在胸前。他本是一个爱清洁的人，现在却不用水，不要肥皂，也不肯换衣服，除了轻声抽抽噎噎外，什么声响也没有。说到吃饭，袁文道对任何美味佳肴都置之不理。只有我叫“袁瞎子”时，他的眼睛才亮那么一下，喝点牛奶，吃点水果。
任何时候，袁文道总是护着银项链。好几次，我开玩笑想摘下看看时，他就会变成一头凶猛的獒犬，对我又踢又咬，生怕我把银项链夺走。我感觉这串项链很神秘，里面一定蕴藏着什么秘密，或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只要有军队经过，看见武器，听见枪声，袁文道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他傻傻地盯着武器装备，或是闭着眼睛聆听枪声，嘴里迸出装备的型号、性能和弊病。这人真是一个“武器疯子”，一接触到自己的本行业务，就会把周围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