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宪兵威风，中国的宪兵就差劲多了。蔡智诚所在的“第四期补充兵”就是从宪兵3团和13团招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这些人都没有打过仗，突击总队也没打算让他们上火线，准备把他们训练成“摺伞兵”，补充到后勤单位。
5月10日，总队训练处主任李宜年（朝鲜人，黄埔生）到宜良基地视察新兵。“第四期补充兵”列队接受长官的检阅。
李上校走过蔡智诚面前的时候，发现了小蔡胸口上的“云麾”勋标，就问：“你在哪里得的勋章？”
“报告长官，在松山。”
“松山？你不是宪兵么？”
“报告长官，我不是宪兵，原先在103师，后来在207师。”
“噢……”，李宜年点点头。
于是，检阅之后，蔡智诚就离开了宜良机场，转到巫家坝机场接受跳伞训练去了。
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舱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舱，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像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算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很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1945年5月30日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既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
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着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让他们再坐着飞机回去——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但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就只能转到其他部队，没资格当伞兵了。
头一次跳伞，蔡智诚也害怕，最紧张的是从座位走向舱门的那段路。按条例规定，伞兵跳伞时手掌的四指应该放在舱门的外侧，可走到机舱门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双手顶住机舱的内壁。遇到这种情况，教官只好把这人拉回来重新排队。反正他一旦采取了这个姿势，你想推他出去也办不到。
事实上，只要把手伸出机舱之后就不会再感到害怕，反而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教官一拍头盔，伞兵的身子就往前扑，怎么蹦出去的都不知道。
刚离开飞机的时候，强烈的气流刺激着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不一会，“嘭”的一声，背后震动一下，伞衣打开了，降落伞随即漂浮在空中。伞兵们在天上哈哈大笑，冲着地面狂吼乱叫，真是兴奋极了。
抗战期间，国军伞兵只具备强制开伞（挂钩跳伞）的手段，没有装备备用伞（有也不会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飞机以后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主伞出毛病就死定了；另一方面也使得伞兵的空降高度几乎是固定的，从600公尺处跳出机舱，就等于有400公尺的距离要任凭地面火力“打活靶”。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可怕。跳伞成功的喜悦盖过了一切担忧，每个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将”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跳伞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式编入伞兵分队，蔡智诚当天就被分配到伞兵二队的第二分队。
陆军突击总队下设二十个队（以后又增设了一个特务队和两个补充大队），每个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火力却超过了普通的步兵营。
以蔡智诚所在的伞兵二队为例。该队编制208人，下设6个分队（排），1、2、3分队为伞兵分队，4、5、6分队为机降分队。每个伞兵分队36人，配备火箭筒3门、轻机枪3挺、狙击步枪3枝、冲锋枪9枝、卡宾枪18枝；4分队（炮兵分队）配备60迫击炮6门；5分队（机枪分队）配备0.50英寸气冷式重机枪4挺；6分队（工兵分队）配备扫雷器、爆破设备和建筑器材。
伞兵二队配备有美式吉普车（机降车辆），各分队配备了电台和对讲机，组长以上军官配发望远镜。此外，每个伞兵都备有指南针、伞兵刀和四五式手枪。
伞兵二队队长是姜键少校，第二分队队长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诚是二分队的技术上士，任务是负责设备维护。二分队的传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师战防炮营的通信兵潘崇德。
突击总队的各个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队“诸葛”、二队“伏波”、三队“世忠”、四队“武穆”。这四个队是“鸿翔部队”最早完成训练科目的连队——不过，说是“完成训练”，其实有点打马虎眼。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
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形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下来了，几个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
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
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开澡堂，要洗澡的赶快去。”那时候，连队澡堂的锅炉是烧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饭后开放一两个小时，现在居然让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晚饭后，兵营里忽然来了一伙美国军官。蔡智诚还在想：“今天又戒严又洗澡的，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几个美国佬？”可就在这时，分队长周之江传达命令：“各组进入战斗准备，即刻领取战备物资。”
伞兵分队下设三个战斗组（班），组长都是些中尉、少尉。他们跑到库房里来领弹药，一边议论着：“要打仗了，打什么地方呀？”
“嗨！谁在乎那个，咱们伞兵坐上飞机就直奔战场，到哪里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
夜里10点，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乘车前往昆明巫家坝机场。
——看过《兄弟连》的朋友应该知道，101空降师506团2营E连的官兵是在佐治亚州训练了一年多以后才奔赴欧洲的，并且又在英国经过了多次演习才踏上战场。而国军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接触伞兵装备只有两个月，大部分战士的跳伞经历不超过四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演习，可他们同样登上飞机，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了。
伞兵们陆续走进机舱的时候，美军顾问赫斯少校对中国小伙子说：“年轻人，我为你们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