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鸿翔部队 (2)

美国的宪兵威风,中国的宪兵就差劲多了。蔡智诚所在的“第四期补充兵”就是从宪兵3团和13团招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这些人都没有打过仗,突击总队也没打算让他们上火线,准备把他们训练成“摺伞兵”,补充到后勤单位。

5月10日,总队训练处主任李宜年(朝鲜人,黄埔生)到宜良基地视察新兵。“第四期补充兵”列队接受长官的检阅。

李上校走过蔡智诚面前的时候,发现了小蔡胸口上的“云麾”勋标,就问:“你在哪里得的勋章?”

“报告长官,在松山。”

“松山?你不是宪兵么?”

“报告长官,我不是宪兵,原先在103师,后来在207师。”

“噢……”,李宜年点点头。

于是,检阅之后,蔡智诚就离开了宜良机场,转到巫家坝机场接受跳伞训练去了。

在昆明,陆军突击总队有三个训练场,“第四期补充兵”所在的宜良基地是基础训练营,“岗头村基地”是战术训练营,巫家坝是伞兵营地。当时,“一期兵”已经能上天了,“二期兵”属于机降部队,在岗头村训练。蔡智诚到了巫家坝,和“三期兵”一起在地面练习跳伞动作。

刚开始,蔡智诚接受的考核比较简单,单杠、跳马、立定跳远,这些都是中学体育课上的内容,很容易完成。后面的项目就比较新鲜了,“天桥行进”是在一根晃晃悠悠的木板上走来走去,目的是为了练习平衡能力,免得以后在飞机里遇到颠簸就动弹不了;“高台跳跃”是从一个三米左右的台子上往下蹦,主要练习跳伞的落地动作;“机舱跃出”是在一架假飞机里坐好,挂好伞钩,检查伞包,然后根据指令跃出机舱,目的是为了练习离机动作;再有就是“吊伞架”,背着伞包吊在三角架上,练习操纵方向——这些内容也不算难。

让蔡智诚比较头疼的是“空中飞跃”和“连续飞跃”。前者是从一根木桩上起跳,抓住两米开外一个晃来晃去的吊环;后者更夸张,一长溜木架子上挂着十多根绳子,抓住第一个绳索荡过去,再抓住下一根绳索荡起来……如此循环反复,像只猴子一样荡悠到终点。蔡智诚总是从绳子上、吊环上摔下来,练了两个星期,整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算过了关。

不过,令大多数人最为难的“高塔跳下”,蔡智诚却觉得很无所谓——那是一座四十多米高的垂直塔架,顶端有间小房子,一根钢丝绳从塔顶连接到地面。伞兵挂着安全带,顺着钢丝滑下来,中途还要做几个技术动作——这其实没有什么危险。但问题是新兵们从塔顶的小房间里钻出来,一探头看见脚下离地面那么远,顿时就慌了,站在门口不敢动。再加上教官又在旁边狂吼:“one second,two second,three second,go go go!”更是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好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上卡了壳。

“高塔跳下”之后就来真格的了,上飞机跳伞。

空中训练之前,地面的考核项目必须全部合格。蔡智诚是1945年5月30日首次上天的,这时候,许多与他同期的、比他早期的补充兵,甚至许多“伞兵一团”时期的老兵都还在地面上练习,没有取得上飞机的资格。

有资格上飞机的人也不一定能过关——按美军的规定,跳伞考核实行的是“自愿原则”。在进行装具准备的时候,教官就告诉大家“不想跳伞的人可以出列,既不受处罚也不会失去下次再跳的资格”,临出发的时候又说一遍,上了飞机还这么说,于是就有人卸下伞包离开了。带队官急忙朝机舱外面嚷嚷:“还有座位!谁来参加?”跟着就有其他伞兵自愿补充进来……

飞机升空,先转悠两圈,让大家放松情绪。

黄灯亮是准备跳伞,伞兵起立检查挂钩和伞具,绿灯一亮就开跳。这时候,有人顶不住了,死活不肯往前走,哭得满脸鼻涕眼泪。教官是不能逼着新兵往下跳的,只好让他们再坐着飞机回去——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原谅,但如果下次还是这样,就只能转到其他部队,没资格当伞兵了。

头一次跳伞,蔡智诚也害怕,最紧张的是从座位走向舱门的那段路。按条例规定,伞兵跳伞时手掌的四指应该放在舱门的外侧,可走到机舱门口,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用双手顶住机舱的内壁。遇到这种情况,教官只好把这人拉回来重新排队。反正他一旦采取了这个姿势,你想推他出去也办不到。

事实上,只要把手伸出机舱之后就不会再感到害怕,反而会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教官一拍头盔,伞兵的身子就往前扑,怎么蹦出去的都不知道。

刚离开飞机的时候,强烈的气流刺激着眼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可不一会,“嘭”的一声,背后震动一下,伞衣打开了,降落伞随即漂浮在空中。伞兵们在天上哈哈大笑,冲着地面狂吼乱叫,真是兴奋极了。

抗战期间,国军伞兵只具备强制开伞(挂钩跳伞)的手段,没有装备备用伞(有也不会用)。所以,一方面士兵跳出飞机以后只能听天由命,如果主伞出毛病就死定了;另一方面也使得伞兵的空降高度几乎是固定的,从600公尺处跳出机舱,就等于有400公尺的距离要任凭地面火力“打活靶”。

不过在当时,蔡智诚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其中的可怕。跳伞成功的喜悦盖过了一切担忧,每个人的心情都沉浸在“天兵天将”的幸福和自豪之中。

跳伞成功之后就可以正式编入伞兵分队,蔡智诚当天就被分配到伞兵二队的第二分队。

陆军突击总队下设二十个队(以后又增设了一个特务队和两个补充大队),每个队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火力却超过了普通的步兵营。

以蔡智诚所在的伞兵二队为例。该队编制208人,下设6个分队(排),1、2、3分队为伞兵分队,4、5、6分队为机降分队。每个伞兵分队36人,配备火箭筒3门、轻机枪3挺、狙击步枪3枝、冲锋枪9枝、卡宾枪18枝;4分队(炮兵分队)配备60迫击炮6门;5分队(机枪分队)配备0.50英寸气冷式重机枪4挺;6分队(工兵分队)配备扫雷器、爆破设备和建筑器材。

伞兵二队配备有美式吉普车(机降车辆),各分队配备了电台和对讲机,组长以上军官配发望远镜。此外,每个伞兵都备有指南针、伞兵刀和四五式手枪。

伞兵二队队长是姜键少校,第二分队队长是周之江上尉。蔡智诚是二分队的技术上士,任务是负责设备维护。二分队的传令兵是他的老熟人——207师战防炮营的通信兵潘崇德。

突击总队的各个队都有自己的代号,一队“诸葛”、二队“伏波”、三队“世忠”、四队“武穆”。这四个队是“鸿翔部队”最早完成训练科目的连队——不过,说是“完成训练”,其实有点打马虎眼。比如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连伞兵证章都没有得到,也算是合格的军士了。

根据美国人的规矩,无论官兵,必须连续跳伞八次(每次的考核内容都不一样)全部合格,才能颁发伞兵证章。如果中间有一次不过关,或者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一个月,都必须从头再来。按照这个标准,别说伞兵二队,就连全突击总队也没有多少人能拿到伞兵证章。

当然,这事也不能怪当兵的。伞兵证章是个椭圆形的胸牌,上面画着个带翅膀的降落伞。蔡智诚做梦都想得到那个东西,一有空,他就抱着伞兵装具,揣着跳伞成绩表跑到机场上,等着带队官喊:“还有座位!谁来参加?”可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机会。

1945年6月6日下午,蔡智诚和几个同伴挤在一辆摩托车上,准备去机场当“替补”。车子刚到路口就被拦下来了,几个带白箍的哨兵摆着手说:“回去回去,机场戒严了。”

伞兵二队的几个士兵只好往回走,一路上还议论着:“机场戒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要来视察了?”

回到军营,看见传令兵潘崇德正跑来跑去地通知大家:“今天下午开澡堂,要洗澡的赶快去。”那时候,连队澡堂的锅炉是烧柴油的,通常只在晚饭后开放一两个小时,现在居然让大家下午去洗澡,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晚饭后,兵营里忽然来了一伙美国军官。蔡智诚还在想:“今天又戒严又洗澡的,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几个美国佬?”可就在这时,分队长周之江传达命令:“各组进入战斗准备,即刻领取战备物资。”

伞兵分队下设三个战斗组(班),组长都是些中尉、少尉。他们跑到库房里来领弹药,一边议论着:“要打仗了,打什么地方呀?”

“嗨!谁在乎那个,咱们伞兵坐上飞机就直奔战场,到哪里打仗?跳下去就知道了。”

夜里10点,蔡智诚和他的战友们乘车前往昆明巫家坝机场。

——看过《兄弟连》的朋友应该知道,101空降师506团2营E连的官兵是在佐治亚州训练了一年多以后才奔赴欧洲的,并且又在英国经过了多次演习才踏上战场。而国军第五集团军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组建时间不到三个月,接触伞兵装备只有两个月,大部分战士的跳伞经历不超过四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演习,可他们同样登上飞机,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了。

伞兵们陆续走进机舱的时候,美军顾问赫斯少校对中国小伙子说:“年轻人,我为你们而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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