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6日夜间，“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进入“红色战勤（登机）准备”，各分队根据作战条例的规定领取军需物资，这下子可把蔡智诚忙坏了。
蔡智诚是分队的技术上士，主要职责是保证武器装备的正常使用——这并不难做到，因为伞兵的武器、弹药、给养、装具……从枪炮到子弹、从头盔到鞋带，样样都是美国货，而且全是崭新的。
说起来，“技术上士”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水平——美国人的装备，只要是用箱子装的，里面都有本说明书——手雷箱子里的说明书告诉你“保险插销”安装在什么地方，罐头箱子里的说明书不仅提示你如何正确地打开铁皮盖子，还叮嘱你注意牛肉的保质期。所以只要能看得懂英文再具备一点基本常识，谁都能当这个“技术上士”。
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可杂七杂八的事情却不少，临战之前更是手忙脚乱。
按照美军的规矩，士兵的日常装具是训练时用的，宣布“红色战勤”之后要另发一套新装备，这其中包括：
一个伞兵头盔（防震盔，里面配一顶船形帽），一双跳伞鞋（短腰皮靴），一双作战鞋（帆布胶鞋），一个作战行囊（里面装有一条军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龙雨衣、一包香烟、一包巧克力、两个肉罐头、两包饼干），一个急救包（里面装着消炎药、消毒药、止血药、止痛剂、止腹泻药片……），一把伞兵刀，一把折叠铁锹，一只手电筒，一个军用水壶（带饭盒），还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四枚手雷、50发手枪子弹、200发步枪子弹）。除此之外，伞兵们还需要携带其他弹药，比如地雷、炸药、机枪子弹或者火箭筒弹……
这些东西（包括香烟、饼干）全都是美国货，需要“技术上士”把各种说明书统统念一遍。而且上述的这些内容只是最低携带量的装备，如果有谁的力气大，愿意多背多扛，无论是弹药还是食物药品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伞兵与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战场，后勤供应就难以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必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领东西，再把降落伞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分发装具的时候，“技术上士”还要给每个人一个防水袋，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军人登记卡。美国兵的脖子上有“军牌”，咱们国军没那玩意，只好用这小袋子代替。
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
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12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
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
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1]少将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14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14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轻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是在凌晨4点左右。
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
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
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
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
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
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就先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像仙灵一般的神秘庄严。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
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领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
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先说出来呀……”
1945年6月7日上午9时，机舱里的黄灯亮了。
“全体起立！跳伞准备！”周之江分队长大声地吼叫起来——这喊声意味着，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次伞兵空降作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可是，在当时，机舱里的伞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前十分钟亮起黄灯准备灯，也就是要让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钟。不过，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全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检查着牵引索挂钩和自己的伞包。
有意思的是，蔡智诚这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运输机会不会遇到敌人战斗机的拦截，也没有去考虑地面上是否有敌军的炮火。他满脑子担心的只是降落伞能不能顺利地打开，或者自己会不会掉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
“跳伞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分队长继续吼叫着：“不许在门口停留！飞机上磨蹭一两秒钟，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几里路，要害死人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机舱门口挪动了几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给耽误了。
蔡智诚的身上不仅背负全套伞兵装备，还携带着五十节干电池（手电筒和火箭筒都需要这玩意儿）。沉重的行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地跳出舱门。
扭头看看身边的潘崇德，蔡智诚不禁乐了。传令兵挎着步枪，背着降落伞包和作战行囊，胸前还挂着“美式步话机”，那家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开来装在挎包里也是好大的一堆。潘崇德的个子本来就不高，浑身上下被几个大包袱夹着，只露出半截伞兵钢盔，看上去就像个能移动的帆布口袋。蔡智诚幸灾乐祸地想：“这小子一离开飞机，肯定就跟个大秤砣一样直接掉下去了，多结实的降落伞也不管用。”
“嘀——嘀——嘀”，跳伞铃突然响了起来，头顶的绿灯亮了。
机舱门被打开，分队长喊叫着，士兵们相互催促着：“快跳，快跳！”
舱门边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去。快要轮到蔡智诚的时候，飞机忽然转了个弯，机身猛地向右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队长也顾不了那么多，托起背包，硬生生地把他推出了舱门。
蔡智诚几乎是大头朝下从飞机里倒栽葱摔出来的。他心想：“完蛋完蛋，伞绳一定打结了，这回我死定了……”可没过多久，“嘭”的一声，降落伞在他头顶上张开了。抬头看一看，蓝底子、绿条纹的大伞花开得真是漂亮。
降落伞在天空中飘飘荡荡，可伞兵的滋味却比不上先前训练时的轻松自在。跳伞之前，全部的装备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带上。先前背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诚觉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
低头朝地面看看——真不错，没人放枪也没人开炮，一望无垠的田野里种满了水稻。
“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反正不会真的飞到了日本”，蔡智诚心想。
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浑身上下这么多东西，掉进水里就直接沉底了，绝对爬不上来的……”（一周后的“广东开平空降”，伞兵一队的士兵就掉进鱼塘里淹死了一个。）
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
但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家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呐！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像个外科大夫。可这小子现在的模样却凄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
“是蚂蝗，吸血的。”
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儿。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
平常的时候，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现如今，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就弄不清该怎么办了。
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
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
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洪市。”
“什么洪市？哪个省哪个县呀？”
“湖南省衡阳县。”
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
这时候，天上的运输机和战斗机全都没有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红色的、黄色的降落伞继续在空中飘荡。按伞兵的规矩，士兵的降落伞是蓝底绿条纹，军官的是白色，这些红色、黄色的降落伞携带的都是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
这么多武器装备，该怎么收拾？收拾以后又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部队的长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放眼眺望，远处树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连忙朝那里奔去。
“召集旗”跟前站着分队长周之江上尉，传令兵潘崇德正在旁边组装那台步话机。这小子不但没有“像秤砣一样”的摔死，而且身上连一点儿泥水也没粘上，真是够有本事的。
举手敬礼报到：“报告队长，上士蔡智诚归队！”
周队长点点头，又接着东张西望。过了一会，他才悄悄地问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见队部的人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
“嗯，他们好像是飞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湖南衡阳——怎么？你不知道？”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周队长显得气急败坏。
蔡智诚不禁愣住了——天呐！那么，现在有谁知道，我们坐着飞机跑到湖南的这片稻田里来，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1] 李汉萍，湖南长沙人，黄埔六期生，曾任国民党团长、师参谋长、第24集团军参谋处长、陆军突击总队司令官、邱清泉兵团参谋长，淮海战役中被俘，1966年获特赦，1972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