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空降敌后

1945年6月6日夜间,“陆军突击总队”第二伞兵队进入“红色战勤(登机)准备”,各分队根据作战条例的规定领取军需物资,这下子可把蔡智诚忙坏了。

蔡智诚是分队的技术上士,主要职责是保证武器装备的正常使用——这并不难做到,因为伞兵的武器、弹药、给养、装具……从枪炮到子弹、从头盔到鞋带,样样都是美国货,而且全是崭新的。

说起来,“技术上士”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水平——美国人的装备,只要是用箱子装的,里面都有本说明书——手雷箱子里的说明书告诉你“保险插销”安装在什么地方,罐头箱子里的说明书不仅提示你如何正确地打开铁皮盖子,还叮嘱你注意牛肉的保质期。所以只要能看得懂英文再具备一点基本常识,谁都能当这个“技术上士”。

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可杂七杂八的事情却不少,临战之前更是手忙脚乱。

按照美军的规矩,士兵的日常装具是训练时用的,宣布“红色战勤”之后要另发一套新装备,这其中包括:

一个伞兵头盔(防震盔,里面配一顶船形帽),一双跳伞鞋(短腰皮靴),一双作战鞋(帆布胶鞋),一个作战行囊(里面装有一条军毯、一套新衣服、一件尼龙雨衣、一包香烟、一包巧克力、两个肉罐头、两包饼干),一个急救包(里面装着消炎药、消毒药、止血药、止痛剂、止腹泻药片……),一把伞兵刀,一把折叠铁锹,一只手电筒,一个军用水壶(带饭盒),还有一个基数的弹药(四枚手雷、50发手枪子弹、200发步枪子弹)。除此之外,伞兵们还需要携带其他弹药,比如地雷、炸药、机枪子弹或者火箭筒弹……

这些东西(包括香烟、饼干)全都是美国货,需要“技术上士”把各种说明书统统念一遍。而且上述的这些内容只是最低携带量的装备,如果有谁的力气大,愿意多背多扛,无论是弹药还是食物药品都可以随便拿——因为伞兵与普通步兵不同,一旦投入战场,后勤供应就难以保证,最可靠的办法是把必要的东西都随身带着。所以有些人就拼命领东西,再把降落伞包和武器背在肩上,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分发装具的时候,“技术上士”还要给每个人一个防水袋,那里面装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军人登记卡。美国兵的脖子上有“军牌”,咱们国军没那玩意,只好用这小袋子代替。

趁这个时候,大家还要把平时积攒下来的军饷交到“技术上士”的手上,逐一登记家庭地址。这样,“如果有谁回不来了”,部队也知道应该把钱和书信寄到什么地方去。至于作战期间的开销就用不着士兵们操心了,军官那里不仅有敌占区的钞票,而且还准备了现大洋——那可是硬通货。

忙完这些事已是夜里12点,伞兵们乘车前往机场。

巫家坝机场上停着十多架美军运输机,有C46,也有C47,蔡智诚他们在飞机翅膀底下坐着。过了一会,机场外呼啦啦开过来好多辆卡车和吉普车,从车下跳下几十个美国兵,七手八脚地往飞机上装运箱子。

突击总队的司令官李汉萍[1]少将也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其中就有赫斯少校。

在当时,突击总队的美军顾问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第11空降师的,为首的是顾问团团长考克斯中校;另一部分来自第14航空队,赫斯少校就是他们的头。第14航空队的这批人其实并不是正规的伞兵,但他们在中国呆的时间长,对国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担负了机降部队的训练任务。赫斯少校原先是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搞后勤维护工作的,现在当了考克斯中校的副手。这个人四十岁左右,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因为他平日里不大接触伞降训练,所以伞兵分队的官兵们对他并不十分熟悉。

在这一天的夜里,上级长官对士兵们格外客气。李汉萍司令挨着个与大家握手,司令部的军官还把战士们逐一扶上舷梯(伞兵的装备太重,爬梯子必须有人协助)。赫斯少校拍着中国伞兵的肩膀,大声说道:“年轻人,我为你们自豪。今天以前,只有同伴知道你们的名字,明天以后,你们的名字将会是中国军队的骄傲!”

蔡智诚和伙伴们登机的时间是在凌晨4点左右。

队长的安排是让大家在机舱里抽空睡一觉。可战士们哪里睡得着,于是就唱起歌来:“握紧手中枪,擦亮手中刀,报仇雪恨的时候到,舍身杀敌在今朝……”

一架C47只能运送三十名伞兵,因此,三个伞兵分队的士兵就占用了四架运输机。

机舱门没有关上,战士们不断地向外张望,一会儿说:“看呐,机降分队登机了”,一会儿又喊:“看啊,看啊,美国兵也上飞机了。”

大家都在猜测空降作战的地点。有人开玩笑说:“美国人一起去,弄不好是要攻打东京哟!”

其他人都乐了:“这个主意不错,让咱们降落在日本皇宫,把昭和天皇抓起来,战争立马就可以宣告胜利了!”

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十分开心,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色蒙蒙亮的时候,飞机滑出跑道,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飞上了天空。从巫家坝机场起飞的十五架飞机,伞兵二队队部乘坐了一架,另外有四架运载伞兵分队,五架运送机降分队和美国人,其余五架满载着军需物资。

运输机在天上转了一圈,又等来了二十四架护航战斗机。接着,庞大的机群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向东飞去。

飞机升空以后,机舱里立刻安静下来。大家闭着眼睛养精蓄锐,其实都在默默地想心事。

蔡智诚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跳伞程序的各个环节。毕竟,这之前他只跳过一次伞,业务生疏,倘若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就先把自己给摔死了,那可实在是太冤枉。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驾驶室照射到机舱里,照到人们的脸上。伞兵们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着驾驶舱里的飞行员。晴空里的晨晖在驾驶员的身上涂抹了一层灿烂的光晕,使他们看上去就像仙灵一般的神秘庄严。

机舱里的每个人都在猜测,那驾驶员手里的方向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可是却没有人敢开口问一声。周之江分队长一个劲地看手表,他走到驾驶舱门口对飞行员说:“请你们比规定程序再提前十分钟亮黄灯,我们的动作还不太熟练,早一点做准备比较好。”

飞行员答应了。飞机的领航员是个中国小伙,他站起来对机舱里说:“没问题,一定让你们准备充分,空降地域的天气状况良好,很适合跳伞的条件,请大家放心吧!”

伞兵们一面欣慰地点着头,一面在心里暗骂:“小兔崽子!空降地域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倒是先说出来呀……”

1945年6月7日上午9时,机舱里的黄灯亮了。

“全体起立!跳伞准备!”周之江分队长大声地吼叫起来——这喊声意味着,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次伞兵空降作战即将拉开序幕了。

可是,在当时,机舱里的伞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时刻。提前十分钟亮起黄灯准备灯,也就是要让战士们背着沉重的行囊多站立十分钟。不过,大家对此并没有异议,全都认真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检查着牵引索挂钩和自己的伞包。

有意思的是,蔡智诚这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运输机会不会遇到敌人战斗机的拦截,也没有去考虑地面上是否有敌军的炮火。他满脑子担心的只是降落伞能不能顺利地打开,或者自己会不会掉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奇怪地方,找不到同伴了。

“跳伞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分队长继续吼叫着:“不许在门口停留!飞机上磨蹭一两秒钟,落到地上就差了好几里路,要害死人的!”

这句话很有道理。大家情不自禁地向机舱门口挪动了几步,生怕被前面的人给耽误了。

蔡智诚的身上不仅背负全套伞兵装备,还携带着五十节干电池(手电筒和火箭筒都需要这玩意儿)。沉重的行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及时地跳出舱门。

扭头看看身边的潘崇德,蔡智诚不禁乐了。传令兵挎着步枪,背着降落伞包和作战行囊,胸前还挂着“美式步话机”,那家伙有三十多斤重,即使拆开来装在挎包里也是好大的一堆。潘崇德的个子本来就不高,浑身上下被几个大包袱夹着,只露出半截伞兵钢盔,看上去就像个能移动的帆布口袋。蔡智诚幸灾乐祸地想:“这小子一离开飞机,肯定就跟个大秤砣一样直接掉下去了,多结实的降落伞也不管用。”

“嘀——嘀——嘀”,跳伞铃突然响了起来,头顶的绿灯亮了。

机舱门被打开,分队长喊叫着,士兵们相互催促着:“快跳,快跳!”

舱门边的伞兵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去。快要轮到蔡智诚的时候,飞机忽然转了个弯,机身猛地向右倾斜,弄得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跪倒在地。分队长也顾不了那么多,托起背包,硬生生地把他推出了舱门。

蔡智诚几乎是大头朝下从飞机里倒栽葱摔出来的。他心想:“完蛋完蛋,伞绳一定打结了,这回我死定了……”可没过多久,“嘭”的一声,降落伞在他头顶上张开了。抬头看一看,蓝底子、绿条纹的大伞花开得真是漂亮。

降落伞在天空中飘飘荡荡,可伞兵的滋味却比不上先前训练时的轻松自在。跳伞之前,全部的装备行囊都固定在腰腹以下的胯带上。先前背着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现在被吊在空中,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下半身,蔡智诚觉得自己的屁股都快要被扯掉了。

低头朝地面看看——真不错,没人放枪也没人开炮,一望无垠的田野里种满了水稻。

“这肯定是在南方了,是在南方的什么地方呢?管他呢!只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反正不会真的飞到了日本”,蔡智诚心想。

身上的装备不仅重,而且鼓鼓囊囊地影响了方向操纵,快落地的时候,蔡智诚才发现地面上有好多水塘。他急坏了:“老天保佑,千万别落进水塘里呀!浑身上下这么多东西,掉进水里就直接沉底了,绝对爬不上来的……”(一周后的“广东开平空降”,伞兵一队的士兵就掉进鱼塘里淹死了一个。)

还好,老天爷真的开眼了。蔡智诚落在一块田埂上,他紧跑几步解开了伞包——伞降成功!

但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稻田里覆盖着好多张降落伞,一个个人形的怪物在伞布底下拱来拱去,就是钻不出来。有个家伙急得大嚷大叫:“来人呐!救命啊!”田埂上的人赶紧去救他的命。

喊“救命”的人是火箭筒手海国英。他是个回民,平时最爱干净的,一天要洗十几次手,活像个外科大夫。可这小子现在的模样却凄惨极了,浑身上下全是烂泥,脖子上还粘着一只小动物,拽了半天也拽不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有毒么?”海国英龇牙咧嘴地问。

“是蚂蝗,吸血的。”

海国英的脸都吓白了——也难怪,西北的回民地界上没有这个歹毒的玩意儿。

好不容易把水田里的人都拉上来了,可是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降落伞。

平常的时候,伞兵队的降落伞都由“摺伞兵”负责管理,跳伞兵只管跳不管收拾。现如今,战场上的伞兵们面对着铺天盖地的降落伞顿时就弄不清该怎么办了。

有人提议:“走吧走吧,不管了。”

别人不管还可以,但蔡智诚是技术上士,对武器装备负有责任,他不管可不合适。正在为难的时候,田埂上走来了几个老百姓,蔡上士就和他们商量:“朋友,帮我们收拾这些降落伞,国军付钱给你们,行不行?”

那几位老百姓挺痛快地答应了。蔡智诚又问:“朋友,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洪市。”

“什么洪市?哪个省哪个县呀?”

“湖南省衡阳县。”

嗨!原来是跑到湖南来了。

这时候,天上的运输机和战斗机全都没有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红色的、黄色的降落伞继续在空中飘荡。按伞兵的规矩,士兵的降落伞是蓝底绿条纹,军官的是白色,这些红色、黄色的降落伞携带的都是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

这么多武器装备,该怎么收拾?收拾以后又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部队的长官,弄清楚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放眼眺望,远处树起了一面白色的召集旗,大家连忙朝那里奔去。

“召集旗”跟前站着分队长周之江上尉,传令兵潘崇德正在旁边组装那台步话机。这小子不但没有“像秤砣一样”的摔死,而且身上连一点儿泥水也没粘上,真是够有本事的。

举手敬礼报到:“报告队长,上士蔡智诚归队!”

周队长点点头,又接着东张西望。过了一会,他才悄悄地问蔡上士:“你在路上看见队部的人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

“嗯,他们好像是飞回去了……”,停了停,周之江又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湖南衡阳——怎么?你不知道?”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周队长显得气急败坏。

蔡智诚不禁愣住了——天呐!那么,现在有谁知道,我们坐着飞机跑到湖南的这片稻田里来,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1]   李汉萍,湖南长沙人,黄埔六期生,曾任国民党团长、师参谋长、第24集团军参谋处长、陆军突击总队司令官、邱清泉兵团参谋长,淮海战役中被俘,1966年获特赦,1972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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