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接班人 3

这中间还有个事,他尝面的时候我提出,在少奇同志吃以前最好我们自己也去吃一吃,看看到底有毒没毒,因为当时他一说(要尝),厨师马上给他蒸,蒸好马上就吃,我觉得很不放心。但这件事后来有人说是我在批评他,其实不是。

刘少奇在南方汲汲寻求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正是中国陷入大饥荒的时候。饥饿狂潮席卷了整个中国,每个人都感到腹内空空。刘少奇一家也不能幸免。

刘丁(刘少奇之子):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在挨饿,这些中央首长们的定量都在往下减,包括我们这些孩子的定量。一开始还是比较照顾孩子们的,最早在北京101中学的时候是一个月定量36斤,还够吃,后来就要求自报公议,自己报数字,大家公议这个定量合适与否。一共报过3次,3次都减定量,最后我的定量减到29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粮食。

姚力文:康大姐(康克清)看到了就说,小孩正在成长,吃不饱不行,看能不能让他每周中间回来一趟。结果少奇同志考虑了一下说,还是让他跟大家一块挨挨饿,挨挨饿有好处,长大以后再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了。这也反映出他的内心有多痛苦,他又是二把手,很多事他不能随便流露的。

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众多的,但此前进行的“大跃进”却不得不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悲惨的现状引起了众人的反思,这一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书,指出了“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陈述了他的看法。

但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接受这样的意见,这封意见书也被他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这让刘少奇分外惊讶,但他仍然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

许佩珉:庐山会议因为是党内高度机密,我们不了解,但当时觉得气氛很紧张,因为少奇同志一直面无笑容,很严肃。

黄峥:我认为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比如他去找胡乔木(主管文字、文化工作,当时中央很多重要文件由其起草),说你们纠“左”的文件还应该继续写,但后来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甚至(彭德怀受到批判后)刘少奇还建议过,说把批判彭老总右倾的文件控制一下,不要层层传达下去,只在高级干部里传达就行了,不要打断下面纠“左”的进程。这后来也没得到实现。我觉得他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全党形成了决议以后,他也不得不跟着走。

姚力文:从少奇同志来讲,他心里还有一个思想负担,就是团结的问题。如果党分裂了,那就真危险了。我觉得少奇同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这里。

党内的政治气氛,从这时起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只是尚未形成风暴。刘少奇也仍然站在毛泽东的身边,积极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的国庆节,《人民日报》等报纸第一次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刘少奇两个人的标准像。两位领袖亲密无间的情貌,传扬在各地。

刘少奇也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黄峥: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到中国来访问,他就有意地问毛泽东:“你的继承人是谁?国内外都很关心,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毛泽东就说:“是刘少奇,这在我们这里是很明确的。”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谁?是不是周恩来?”毛泽东就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情,我不管。”

“公共食堂不好,也可以解散”

1961年5月2号,《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而让全国人民感到有点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走进了当地的群众当中。毛泽东在上海,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而刘少奇在长沙。这也是他阔别故乡40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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