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工作愈加繁忙。1955年，为了写好中共八大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一个一个地召集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座谈，以期切实调查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这个汇报座谈会一直进行了3个多月，他先后听取了三十多个部门的汇报，搜集资料、总结问题、提出要求，刘少奇的工作堆积如山。
他也从这些事实资料中，准确地判断出了国内当时的社会形势和主要矛盾。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作了政治报告；在闭幕式上，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黄峥：一批秀才起草了一个关于八大报告的决议的稿子，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
姚力文：在这个矛盾基础上就确定了，要把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要调动一切积极性来发展生产，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现在来看，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次大会。
1959年4月18日，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崇高的地位并没有让他的家人从此飞黄腾达，过上“皇亲国戚”的日子。相反，地位的提升给他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责任。
刘亭：我妈妈从跟我爸爸结婚以后，我爸爸就没许她长级，她就一直是17级（相当于科级干部），所以钱很少。我爸爸（工资）好像是四百多块，我妈妈是一百多块，但我们还要负担好多亲戚的费用，所以最后我们家——几个小孩加上我外婆，实际用度是一百多块。因为从8岁起我爸爸就让我管账，所以我比较了解。
许佩珉（曾任刘少奇的保健医生）：1959年4月他当选国家主席，工作人员大家都很高兴，但少奇同志的表情却相当严肃，而且沉重。
马傅忠（曾任刘少奇的警卫）：1959年当国家主席之后，他跟小平同志、彭真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特别忙，每天晚上都工作到两三点，很少在2点以前休息。晚上12点多，我们把他中午剩下的饭装在饭盒里，搁电炉子上一热，就是他晚上的一顿饭。
由于长期劳累，此时已年逾花甲的刘少奇身体开始吃不消了。1959年春天，他肩周炎发作，剧痛难忍，常常从睡眠中疼醒，不能安眠。
许佩珉：他身体过去就不太好，过去有结核，胃和牙齿也不好。当时条件也差，他又长期在紧张和劳累中工作，所以肩周炎犯了。先开始是一边肩膀犯病，后来另一边又犯病了，专家会诊给他治疗了一阵也没什么好转。所以在1959年七八月，开会的时候他都垫着一个枕头，因为胳膊摆久了稍微动一下，会一下子痛得很，连衣服也穿不上。少奇同志也感到很烦，晚上睡觉睡久了就疼，疼以后就醒，相当痛苦。
病痛让刘少奇很是困扰，经过专家会诊后仍是没有改善，保健局局长因此几次报告中央，建议他去疗养，他却一直没有同意。但10月的一天晚上，当许大夫再次劝请他去南方疗养时，他竟然同意了。
11月1日，刘少奇一行乘飞机到了海南岛。让许佩珉没有想到的是，刘少奇竟是把这次疗养当做了一次读书和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的机会。他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广州，视察当地情况。
许佩珉：他又上广州开会，而且上山去看，思考怎么把粮食（产量）提高的问题。他看见了橡子树，可以把橡子打下来晒；也看到了木薯，它可以打粮食。因为内地没有木薯，他首先就问清楚产量是多少。橡子磨成的面他也要尝一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