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都变了！花子一边哄孩子，一边说：“真真不高兴了！真真不想叔叔们走！对不对？叔叔明年还来……”
刘坚要去送我们，花子说：“我还要上班呢，真真谁来管？”我赶忙说：“不用送！不用送！”刘坚也未再坚持。这时——正像我们来时那样——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出一头羊，刘坚追上那羊，一通猛踹……
杨山陪我们下山。在厂门口，又碰到那位娘娘腔的门卫。他还穿着那双女式高跟凉皮鞋，只换了一双黑色的丝袜，并且热情依旧：“怎么？才住两天就走？”我问杨山：“哥们儿怎么样？”“毛病！晚上值班还抹口红呢。最绝的是哥们儿游泳时穿比基尼！”走到厂门口前的大路上，我回头望了望北面的土塬，和那座我们坚守了两天的哨楼，我仍然看到了一道金光，一闪即逝。我也明白了，这道金光来自那盏探照灯对阳光的折射。我还看见阳台上站着一个小人儿，还抱着什么，我想那是刘坚和真真。我忽然对刘坚产生了一丝歉意，说不清为什么。
杨山一直陪我们到“鬼镇”车站。不巧，一辆开西安的车刚过去。下一趟得等到中午12点。要么等，要么先去宝鸡，宝鸡是大站，停的车次多。杨山劝我们等，说找个地儿接着聊，我们还是决定先去宝鸡——一列已经进站的车帮我们做了决定。
列车西行，离西安更远了，这种感觉很怪，不像是已踏上了归途。20分钟后，车到宝鸡。
现在是9点10分，最近一趟开往西安的车是10点，我们买好票，便在站外转悠。站外有一座立交桥模样的东西。我们来到桥下的喷水池旁，这儿比较凉快，两人便躺下了。
马非：“刘坚有枪。”
我一惊：“你怎么知道？”
“就在我睡的枕头里，一把五四式手枪。”
“警卫队发的吧，他一人守那么一座孤楼，是得有一把枪。”
说完这番话，接下来呈现的一幕着实令我魂飞魄散，来得太突然了！一条满是血污的手臂横在我面前，手臂上扎着一把没把儿的匕首。扎穿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木然地望着我：“给钱！”那条肮脏的手臂向前一伸，我往裤兜一摸，摸出一张两元和一张五角的纸币。“要大的！”那少年用另一只手取走了两元的纸币，走了。马非被另一个“要”去了一元。
马非说：“还有点时间，咱们可以再要回来。”
我说：“算了吧，你惹他们能惹出一帮！进站吧。”
上了火车，我心中暗想：这趟出门是他妈有点邪！临了，还跑到这不相干的地方领教了一把“硬气”。还好，车上有空座，我们都坐下了。抽支烟，定定神。抽完这支烟，我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快！往窗外看！”
土塬上的哨楼。
阳台上空无一人。
很开，“鬼镇”被抛在了后面……
中午一点多钟，到了西安。还是两天前的那家餐厅，还是二楼靠窗的那两个座位，我们要了与上次不同的四菜一汤。红烧肘子换成了水煮肉片，性质相同的虎狼菜。这次服务员小姐没有吃惊，只是对我们“再来碗米饭”的要求显得有点不耐烦。几年以后，马非已是西宁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他仍然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吃过的最舒服的一顿饭。
当天晚上，在南郊我任教的学院一间属于自己的12平米的小屋里。饱睡了一觉的我们开始总结这次“鬼镇”之行，主要是马非讲出了造成他恐怖心理的如下因素：
第一，信中的热烈和见面的冷淡，反差太大，这是为什么？不是期待已久的会面吗？究竟他请我去的目的何在？
第二，马非认定刘坚是一位气功高手，他盘腿打坐的本事绝非一日之功。他说亲眼看到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上午，我和刘坚说话时，刘坚的手指向墙上的电子表时，表停了。临走的前夜，那只表又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