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杨清回忆说：“1950年9月，我出生在北京。不久，就随父母亲去了武汉。父亲从公安部调往中南地区，任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1954年行政大区撤销后，我们全家又从武汉回到了北京。父亲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当年，杨家住在北京东城区八面槽西堂子胡同20号一幢西式二层小楼。安家后，杨奇清教孩子的第一课是如何种地。他找来工具，挽上裤腿，把前院的地开垦出来，同时施上肥，用锄头堆成一垄一垄的，种上玉米，旁边搭架子，种南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杨清记得：“父亲撒一垄种子，我们也跟在他后面撒，接着浇水。我们是第一次干农活，地拢不直，种子撒不匀，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疼。父亲看后，哈哈大笑，但还是表扬我们说：‘这才像农民的后代，虽然进了城，还是要自给自足’。”
前院有一个花池，被几棵白杨环绕，绿树成荫。杨奇清喜欢花草，就在花池里种上樱桃树、橡皮树、鸡冠花、夜来香、美人蕉等。杨清说：“后来又种上了四棵石榴树，真是应有尽有。后院有几棵大枣树，每年枣树都会结出许多又甜又脆的大枣。等到丰收的季节，父母亲就把大枣分给秘书、厨师、警卫人员吃，也送给周围的邻居品尝。”
1950年1月，杨奇清护送周恩来总理访苏。满洲里车站，朔风凛冽，大雪飘舞。杨奇清在目送总理登上苏联的专列后，才发现自己的耳朵冻得通红。再看看其他几位同志都戴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皮帽子，唯独自己没有。
随后，杨奇清一行来到皮革制品市场。货架上、柜台里摆着各种各样的皮帽子。售货员向杨奇清等推销说：“买这种吧，羊毫绒毛制的，暖和、高档。”杨奇清问：“多少钱？”对方回答：“不贵，三十多元。”杨奇清笑了笑说：“拿最便宜的。”售货员一脸的不高兴，拿起一顶帽子说：“这是最便宜的了，每顶六元，满洲里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便宜的了！”
“四元一顶，卖不卖？”售货员无奈地说：“算了，四元卖你一顶。”接着一边给杨奇清找钱，一边说：“看你们不像普通老百姓，买六元的帽子还要砍价，真小气！”杨奇清笑着说：“算你说对了，不小气不行呀！谁叫我是当家的呢？大手大脚花公家的钱，再大的家业也会败光！尽管帽子钱是自己掏。”杨奇清戴上帽子，自我欣赏地说：“不错，能省就省吧！国家刚建立，家底薄，不注意节约不行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