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奇清不仅自己克勤克俭，对家人也要求十分严格。新中国成立初期，夫人肖彬定为行政十三级、正处，以后一直没有被提升过。随着工作的调整和调动，组织部门给公安部党组写报告，给一批同志晋级，其中有肖彬的名字。杨奇清阅后把夫人的名字划去，把晋升的名额让给其他的同志。肖彬得知后也毫无怨言，总是对孩子说：“现在的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我知足。”杨家子女说，母亲深爱着父亲，凡是父亲作出的决定，母亲都无条件服从。
三年困难时期，物质相当匮乏，供应紧张。杨清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送了一些食油和黄豆给父亲，可他坚决不收，硬是坚持退了回去。“我们家一天三顿稀饭。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在蒸馒头时，掺入大量杨树叶子。蒸出的馒头味道怪，我不愿意吃。父亲就带头吃，还咀嚼得特别香，称其为‘树叶面包’，在他的感染下，我也吃了起来。”
杨清还记得，父亲规定他们每月开支是十元，包括学校的伙食费和公共汽车费，零花钱两元。“我穿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穿不了的，弟弟捡哥哥穿剩下的。裤子上的补丁破了，再补一层。父亲更是以身作则。一件毛衣的两个袖肘破了，补了又补，一直穿到被抓进监狱，又从监狱把它带回家，一直穿到去世。”
“父亲上班路过我上的幼儿园，我总想搭他的车去，他从来不让，我只好坐园车。姐姐、哥哥在育英小学上学，周末回城，父亲不允许专车去接，让他们搭乘公共汽车回家。”杨清说，父亲工作太忙，没有参加过他们学校召开的家长会，毕业典礼上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但是，我们几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每个人的优点、缺点和性格，他都了如指掌，常常为我们一个小小的进步，而感到欣慰。”
杨奇清尽管很忙，但是一有空就同家人打康乐球、扑克。孩子们都记得，父亲在家时工作到很晚，他们早就睡了；父亲处理完所有应急的文件，还要到地下室去看看在那烧锅炉的蔡大爷。“蔡大爷是老北京，解放前拉人力车，生活很苦。父亲很愿意和他聊天，掀开被子看看，问寒问暖，询问生活有何困难，让蔡大爷十分感动。父亲心细，他从蔡大爷那里还了解公安部基层工作的实际状况，把大事小事都抓到位。”
在孩子们眼里，父亲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一年，毛泽东主席到湖北视察。杨清记得，父亲马上要陪主席出发了，但是哥哥和姐姐——一个出麻疹，一个发烧。“父亲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秘书告诉父亲，建议他回去看看。父亲说：‘孩子妈妈在，让她照看吧。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去。’母亲既要照看两个生病的孩子，又不能耽误工作，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姐姐和哥哥的病痊愈后，母亲累倒了。经检查，医生说母亲患尿道结石，需马上手术。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年龄又太小，谁在她的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呢？母亲当时疼痛难忍，果断地对秘书说，你就替老杨把字签了，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秘书不情愿地签了字。随后，母亲被推进手术室，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