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一只手表，表带是黑色的，表壳是金黄色的——镀金被磨去不少，已露出了铜质的黄色。这只手表是毛泽东1945年去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时，郭沫若送给他的瑞士欧米茄表。表中等大小，是男女都可以戴的通用型，不过戴在毛泽东粗大的手腕上总觉得小了点儿，似乎不太般配。毛泽东尽管一直戴着这块手表，但是对这块手表并不“关心”，手表也就常常处于停摆的“罢工”状态。王鹤滨推测，毛泽东平时是不看表针所指的时间的，因为表针指的时间对他的工作、学习、生活来说在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毛泽东戴手表不是为了摆设，更不是装饰品，而且确确实实经常戴在手腕上，那一定是要派用场的。毛泽东所驾驭的时间轨迹，与国家机关所执行的作息时间安排是不同的；但是有时这两种不同的轨迹在运行中有相交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手表就要起作用了。王鹤滨不止一次看到，毛泽东划定时间起床，多数是被迫由值班卫士在约定的时间内叫醒的：因为要急着去开大型的会议，或者是要接见外宾，接受外国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此时毛泽东自己控制的时间运行轨迹必须中断，不得不转到国家规定的作息时间轨道上，或者约定协商都能接受的作息时间的轨道上。每每这个时候，毛泽东看看自己手腕上正处于“罢工”状态的手表，把它取下来，用粗大的拇指和食指稍带笨拙地扭动着表把，转上几转发条并按卫士告诉的时间，把表针拨一下，对好表，戴回手腕上……
开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按照国家所规定的作息时间表去请毛泽东吃饭、休息、睡眠。毛泽东答应吃饭了，值班卫士把饭菜摆到餐桌上，因为他的工作尚未结束只好等着，以致饭菜都凉了，只好提回厨房，重新热过，有时甚至把饭菜重新加热达三次之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大家发现毛泽东的工作时间是按照另一种方式进行着——他是按照工作的需要安排时间的，加班加点对他来说就变成了必然的常规。只有在外界的干扰下，才打乱一下他的时间运行轨迹，如参加外事活动、大型会议或集体活动等。
“王医生，吃两粒安眠药吧？”一天，毫无睡意的毛泽东计算着，数小时后他要接见外宾，此时却无睡意。等睡意到来时再去睡觉，就会耽搁了接见外宾所约定的时间，如果不睡上一觉，接见外宾时正值睡意太浓就不好了。
毛泽东提出一次服下两片安眠药，想使药的作用力大些，快点儿使他进入睡眠状态。王鹤滨表示同意。王鹤滨说，毛泽东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着时间，最大限度地使用时间，把时间用到工作上去，只要那件工作没有干完，只要自己的体力和精力能支持得住，他就一直干下去。他仿佛不知道时间里有昼夜之分，而只有工作、吃饭、睡眠之别。
毛泽东曾有一头浓厚的黑发，一直蓄着。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长征路上、到陕北，解放战争时期都留着较长的头发；进北平后，他的头发稍短了些，但他并不着意修饰，任其自然。王鹤滨说，只有外事活动，或大型会议之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毛泽东才请来理发师王惠给自己理理发或刮刮胡须。在王鹤滨眼里，毛泽东是位不爱修饰边幅的人，随随便便，生活上也不讲究吃穿。
毛泽东吃饭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王鹤滨说，毛泽东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饭，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做好的饭菜，不管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吃得很少，就成了大家的负担，当班卫士的心情就更加沉重，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交接班时会皱着眉头叹息一声：“唉！”然后带着自疚的神情向下一班交代着：“你看！这餐饭主席没有吃多少！”假如毛泽东这顿饭吃得很高兴，又吃得多些，可以从值班卫士交接班时那春风得意的神态上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