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既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中央办公厅任命，军委卫生部批复为“卫生技术一等二级”）。中央领导各自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组成了一个个小的工作班子，这些工作班子都称为“组”。按中央领导的排名顺序，毛泽东的小工作班子为一组、刘少奇的称二组、周恩来的称三组、朱德的称四组，任弼时逝世后，陈云的称五组……
王鹤滨一直把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兼任秘书一组组长。一组的人员有内勤卫士、外勤卫士及保健科派来的医务工作人员、行政处的管理员、厨师及理发师等。“主席的身边工作人员，尤其是卫士，真可用主席的‘影子’来比喻，主席走到哪里便跟到哪里，国家任何级别的会议都会跟去，甚至政治局会议也离不开这些卫士。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像他老人家的影子一样伴随着他，这使他感到不舒服、不自由，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种感觉。他曾说过‘我是国家主席，你们是革命战士，如果说不同的，我也能说出几条：第一，我不如你们自由、随便……’”
据王鹤滨介绍：在日常的保健工作中，差不多每日要观察一下毛泽东的健康情况，如睡眠好坏、血压高低、心肺有无异常、限定安眠药用量等，并都记录下来；还曾用数个月的时间，由朱宝贵等人对毛泽东的饮食摄入量、热量以及食物中蛋白、糖、脂肪、维生素、盐类的含量进行了计算。
吸烟是毛泽东的不良嗜好，而毛泽东是靠香烟的刺激提高大脑的敏捷度。在一段时期内，身边人向毛泽东发动了一次促使他戒烟的“运动”。参加的有医护人员、全体卫士、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有时叶子龙的两位千金也来助威，尤其是这四个女娃娃兵，执行任务坚决、果敢，她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口中把烟卷拔出来，使他少吸几口，或把糖块放进毛泽东的嘴里，代替吸烟。这些举动，医生、护士、卫士都做不到。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笑着任凭孩子摆布。
实际上，毛泽东对吸烟的危害是清楚的，从思想和行动上也愿意把烟戒掉，所以他同意大家所采取的戒烟措施，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糖块，当想吸烟时以嗑瓜子、含糖块代替。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毛泽东对王鹤滨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觉得缺少点儿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都起不到这种作用。”至此，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手段以失败告终。
在戒烟的措施中，王鹤滨等人还想了个办法，就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燃半支香烟，毛泽东欣然接受并且坚持了下来。
毛泽东喜欢喝酽茶。绿茶泡开后，水约占容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程度。医护人员对毛泽东喜欢饮用酽茶的习惯从不干涉，但茶叶中含有单柠酸成分，常喝浓茶易引起便秘。为了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毛泽东喜欢饮用大量的浓茶，加上毛泽东喜欢吃辣椒，更易引起便秘。为此，身边医护人员增加他饮食中蔬菜的比重，即增加粗纤维含量，毛泽东也自觉地吃粗米饭，增加肌体活动，再加上被动的按摩及散步、跳交际舞等，使便秘得到一定的缓解。
毛泽东的晚睡习惯，可以说陪伴了他一生。这种习惯的养成，王鹤滨认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多年的战争生活，使得老一代的革命家产生了特殊的适应能力；二是他的地位要求他比一般人拿出更多的时间工作，他不得不用晚睡的办法挤出睡眠时间来奉献。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工作和学习，毛泽东用香烟、酽茶调动大脑的活动能力，把精力放在夜间，工作起来少受外界的干扰。
